童年时候，就听父亲讲述黄河了，但父亲没和我说过：那是我们的母亲河。只是说，黄河河面黄泛泛地，站在河东岸往河西岸瞅，就像站在这头山梁头上，往对面山梁头上瞅一样，瞅是瞅见了，就是瞅不清对面正走路的是一个大人，还是一个猴娃儿——除了河面宽，还有浪，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一排浪头接一排浪头，吼叫，蹿跳，翻滚。主要就是吼叫，蹿跳，翻滚，黄泛泛地，纷纷乱乱轰轰轰吼叫着翻滚，翻滚得人眼花，看不清是一直就在你眼面前翻滚呢，还是翻滚着往下游去了呢。那浪头房来高，最高的，和咱院里的老枣树一样高。

父亲就是这样说。我父亲1940年参加革命，从山西临县这边坐小木船西渡黄河，去陕西佳县、榆林一带上抗日中学。说是上学，实际因日寇不断扫荡、轰炸，大多时候居无定所，山西临县、兴县一带，其实都去过。父亲1962年因伤病退养——八十年代初改离休。父亲退养后，又回到交城山里那个只有一百多口人的小山村，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多年。小山村隐藏在无边无际稠稠密密的梁梁峁峁的皱褶里。

其实，更早一些时候，父亲就开始给我们讲述黄河了。那是一个大雪天，农业社歇工，父亲背靠被垛，坐在炕头上眯着眼睛读一本很厚的书。我哥凑到跟前，摇落父亲手中那本厚书，纠缠着让讲故事。父亲说，讲甚，给你们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你们又听不懂。我哥说，就讲你过黄河。父亲说，都讲过几次了，还讲，还讲？我急切插话说，讲嘛，讲嘛。很显然，我渴望听到关于父亲过黄河的故事，但丝毫不记得：已讲过几次了。那一天，我五周岁多一点。

父亲开讲：黄河河面上，浪高，风大，风推起浪，浪带起风，十几条小木船，同时在风里浪里向黄河西岸飘摇。每一条小木船里，拥挤着十几个要过黄河去上抗日中学的十六七岁的猴娃儿们。浪头轰，哗，一下把小木船托举到半空；轰，哗，一下又扔到浪根底，浪根底低于河面几尺深，甚至一人深。浪头上水花跌落进小木船里，猴娃儿们身上，包括鞋里，都湿淋淋的了。父亲边讲述边比划，一只手忽然高举过头顶，眼大睁，嘴大张，仰起脸大声说，轰，哗，上去了。那只手忽然又飞窜而下，压在炕席上说，轰，哗，下来了。下来了不是正常下来了，是歪斜着飘摇着下来了。父亲的手就在他脸前扭动，飘摇，接着讲：坐在小木船里的猴娃儿们必须双手紧抓住船帮，或紧抓住横在船里的粗麻绳，不然随时可能被甩进黄河里，或被跌进小木船里的浪头冲进黄河里。因为害怕，猴娃儿们有的咬紧牙关，闭紧眼睛一声不吭，有的尖叫，有的嚎哭，就是没有一个说：我不过黄河，不上抗日中学了。大家铁了心，要跟着共产党打日本鬼子。我再次急切插话说：被甩进或被浪头冲进黄河里，会怎地？父亲说，能怎地，一忽闪被浪花卷走，被黄河鱼吃了，一辈子再也见不到爹妈了。父亲微笑着，有一点逗我玩儿的意思。但眼眶里水珠儿亮晶晶闪亮。

我目瞪口呆，大气都不敢出，像我就坐在小木船里了。这一次我粗略而深刻地记下一些父亲过黄河的片段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随着父亲给弟妹们讲述过黄河的故事的次数增多，我终于厘清：父亲十六岁那年某一天，跟随一位走村串户的姓王的货郎，来到现在的古交市原相村——当时是中共交城县委政府的临时驻扎地。原相村已集中起一大批十六七岁的农村有志青年，由一位八路军干部带领，向娄烦县——当时的敌战区娄烦镇进发。穿过日寇的封锁线娄烦镇一带地区，就进入抗日根据地兴县地界了。西渡黄河去佳县、榆林，娄烦、兴县、临县，是必经地。过娄烦镇日寇封锁线，要夜深人静之后才能过，要有八路军晋绥军区一个连的部队到封锁线这边来接应。

1989年初夏，我参加山西省作家协会组织的一个文学创作活动，有生以来第一次站在黄河岸边。黄河河面宽阔，平静，有细密的波纹一波接一波静悄悄向前推进。没有我父亲讲述的房样高、老枣树一样高的大浪，也没有风。朋友告诉我：还没到雨季，黄河正处在瘦水期。我心底响起另一个声音：不是你说的那样——当年我父亲经历过的黄河，之所以风大浪高，是因为：母亲河面对日寇残暴铁蹄，暴躁、愤怒，怒吼，是想要唤醒中华儿女凝心聚力，跟着共产党一起抗击日寇，尽早、尽快把“日寇”这股污泥浊水，从中华大地冲涮，涤荡干净，还中华儿女或中华儿女的后代一个崭新的新中国。而我所面对的黄河，是正处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大地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繁荣振兴，人民安居乐业的时期，母亲河自然就心态平静祥和，面目自然就宁静慈祥了。

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实实在在是被历史见证了的。

父亲经历过的黄河，实实在在就是我眼里我心中的母亲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