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本报记者 木二东

1940年4月,阎锡山与共产党达成和解协议，“晋西事变”宣告结束。八路军120师在取得反顽固斗争胜利后，将阎锡山的军政势力逐出了晋西北，并在晋西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民主革命政权，发展新军，有了立足之地。民主政权成立后，根据地各项工作亟待开展，而干部又极其缺乏，这时，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决定把开办学校培训干部当作极重要的事来办，没有校舍，没有经费，缺少教师，缺少教材，日寇春夏秋冬不断扫荡……困难重重，但为了给党政军各部门输送大批的优秀人才，仍然开办起了培训干部的综合性学校——晋西抗战学院。从1940年2月创办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5月份定名为晋西抗战学院，1942年奉命改为晋西师范学校，1943年改为晋绥党校二部，1944年改为晋绥边区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到1948年6月，历时八年半的时间，学校培养了行政、军事、民运、文艺、教育、经济等5000多人，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可以说是晋绥边区当时最高学府。

这四所院校是根据革命形势连续发展起来，是不可分割的。由于要躲避日寇的扫荡，四所院校没有固定的校址，不断流动在黄河之滨，但是学校的师生们常怀一颗赤子之心，经受住了血与火的历练，克服了重重苦难，完成了学习任务，成为了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支生力军。

晋西抗战学院的前身是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1940年2月创办于兴县蔡家崖乡五龙堂村，招收学员150余人。同年5月改称晋西抗战学院，校部设在兴县城西关郭家沟，学院下设行政、教育、民运3个队，学员每期160余人。1941年春移驻高家村。学院主要培训县、区和学校干部，学制半年到一年。学员毕业后，全部回原单位工作。1941年9月，晋西抗战学院改为晋西师范学校，主要培训小学教师。晋西抗战学院先后培训各级干部360余人，时为晋西北最高学府。

晋西抗战学院诞生

抗战爆发后，八路军120师在贺龙和关向应的率领下挺进晋西北建立起了晋西北革命根据地，并开展了敌后抗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阎锡山对日寇采用了妥协投降的政策，并于1939年12月发动旧军消灭新军的摩擦斗争，爆发了“十二月事变”。

新军在八路军的领导和晋西北人民的支持下，很快就粉碎了阎锡山旧军的军事进攻，并将其赶出了晋西北。这次斗争胜利后，八路军与阎锡山协商，以汾（阳）离（石）为界，八路军、新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党政机关从晋西南撤往晋西北，并于1940年1月份成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

从此，晋西北根据地的政权完全控制在了共产党手中。根据地建立后，为了培训行政干部，巩固根据地建设，中共晋西区委决定创办晋西抗战学院。

1940年春，晋西区党委由临县迁往兴县北坡村，120师驻防李家湾，行署设在蔡家崖。彼时，晋西区党委的林枫同志找到董晓征、杜若牧、叶笃诚、贾公铎四人谈话，要在五龙堂村成立晋西抗战学院。由于条件所限，先期办晋西北军政干部学校。

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1940年3月，晋西北军政干部学院正式成立，招收学员150余人，分为3个队。校部设在兴县西关郭家沟，各队分住在城关民宅中。学员由各行署、各县、牺盟中心区选送，也有介绍来的。这些学员学习3个月后就结业了。

可是由于学校的学员成分复杂，文化水平悬殊太大，培训效果不太理想，于是晋西区党委与晋西北行署决定撤销干校，成立晋西抗战学院。

1940年5月5日，晋西最高学府——晋西抗战学院正式成立。由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兼任院长，行署副主任牛荫冠兼任副院长，行署教育处处长杜若牧担任教育长，杨林担任教务处长，石峰担任政治处长，贾公铎担任总务处长，黄仲英担任供给股长。校部初设在兴县城西关郭家沟。

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日寇的不断扫荡，学院是没有固定校址的，除驻五龙堂村、兴县西关外，学院还在高家村、杨家坡、姚家会办学。1940年秋，日军扫荡晋西北时，学院甚至由兴县城关转移到陕西神木县沙峁镇石角塔村，所以抗战学院是一所流动状的轮训干部学校。

学院那时所谓的教室，冬天是挤在老乡的空闲窑洞里，其他季节就设置在院子里搭成的凉棚和树荫下，坐凳用石块砌成，膝盖就是课桌，所用的教材大多数是教员们自己搜集有关资料编写，让字写得好的书写或刻印室刻印而成。由于纸张严重缺乏，课本用又粗又黑的土制纸印制，同学们用的笔记本多是把用过的旧书、旧纸反过来再用，老乡们看到学员们在如此艰难条件下仍那样刻苦，纷纷主动把家里的旧书送给学员，有时同学们用一些桦树皮书写座右铭或箴言。所有的教具，基本是自己动手制作。

学院那时主要轮训在职干部，为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学员多数为晋西北各县、区的行政、教育、民运干部和妇女干部，每期160余人，设行政、教育、民运3个队，分别住南关原洪福店院、杨府院、大门院附近。

学院的课程设置有《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党的建设》及日语等。

刚开始授课时，由于没有教材，学校多是邀请晋西北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前来讲课。有不少党政军领导前来学院授课。贺龙元帅曾在此讲过自己起义的故事，南汉宸做过统一战线报告，徐向前做过形势报告，甘泗淇做过国内外战场形势报告，段云做过晋西北财经问题报告，续范亭讲述他对抗战形势的看法，诗人肖三曾陪同苏联抗战记者来抗战学院作报告，国际友人崔颖（朝鲜籍）的夫人毕利菲也来抗战学院和师生共同生活。由于采取的是上大课形式，所以来讲课的不管是领导还是国际友人都采取浅显易懂的教学方法，学员们听得入神，理解较快。

苦中作乐的校园生活

就是这样艰苦的学习环境，有时都会因为日寇的“扫荡”而中断学习。日寇扫荡根据地时，所有在校的学员除上课外，还要积极配合地方政权进行战时动员，开展各项中心工作，直接或间接同日军作斗争。如1940年夏季，日寇兵分十九路的扫荡根据地，日军切断交通要道，封锁黄河渡口，妄图歼灭机关首脑和八路军主力部队，抗战学院的师生在这个时候就化整为零，随军转入外线，进行占地动员。

反扫荡结束后，抗战学院的师生再开始上课。大扫荡过后，根据地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粮食非常紧张，学员要到兴县或临县一些边缘的村庄背粮背炭，有时需要5、6天才能回来，但是大家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了，并且把校内外文娱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例如唱歌，无论是会前还是饭前，只要学员们一排队，歌声立即回荡在校园里，它贯穿于学员们生活、学习的全部过程。那时一到开大会的时候，各队之间相互欢迎，互相拉唱成了十分热烈的场面，学员们把唱歌作为一种宣传教育鼓舞士气的政治形式，人人都自觉参与进来。

1940年12月，日军“扫荡”晋西北，实行“三光”政策，烧毁了校舍。1941年春，晋西北抗战学院迁移至兴县高家村继续办学。师生员工一齐动手，给日军烧过的窑洞安上简易门窗，作为校舍。至4月，第一期学员全部结业。抗战学院将一部分年龄小的学员组成文化队，留校继续学习。

1941年春夏之际，晋西北抗战学院招收第二期学员，主要培训晋西北各县科长、区长、副区长和抗联干部，还办了师范队和新文字队。

1941年9月初，根据晋西北行署的指令，晋西北抗战学院进行改组，原行政队、民运队分别组建为晋西北行政干部学校和晋西北民运干部学校，移驻后木兰岗和张家圪埚村。文化队、师范队和新文字队改组为晋西师范学校，冬季移至兴县杨家坡村办学。1942年春，文化队分出，归晋西文联领导。晋西师范学校移驻兴县姚家会村。1942年10月精兵简政时，将晋西北行政干部学校、晋西北民运干部学校和晋西北第三中学并入晋西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