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梁 瑜

春日的午后，细细读过《贺昌烈士》一书，我驾车来到柳林县城郊区五里之外的贺昌村，探访贺昌将军的故址和遗迹。贺昌的纪念碑高高矗立，空寂的广场被四周屋脊无言地围拢，愈加空旷。一位老人告诉我，几十年了，这个地方一直就是这样，孤独而挺立。

贺昌五岁而启蒙入学，至二十九岁牺牲，就是这样一位文弱书生，在华夏沉沦，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之际，拍案而起，投笔从戎。矜气节而尚勇毅，当书和剑到了一定时候，便如解牛的庖丁，身边万物皆可为刃，手断合抱巨木。我想所谓的剑气杀人，那庶几近乎贺昌革命气节的境界，他以浩然之气，以柳林枣乡特有的那种忠烈血勇，虎口一吐，就是半部凛冽的山西革命史，苏区战争史。

当时，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贺昌将军，早已看到了李德、博古等在军事战争中的指挥错误，作为红军高级将领，他提出了“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政治工作最高点”的观点。在领导层内，他也几次对博古等人提出建议和批评，然而这种建议被掌握大权的领导人称为退却主义、逃跑主义。贺昌只能保持沉默与服从。

当时的情况是，出发长征的是红军主力，留下来的多是老弱病残或犯有错误的同志。作为留守苏区分局主要领导之一的贺昌，不可能没有不安的感觉。出发意味着生机，留下，则意味着选择死亡。作为坚定的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革命性纪律性决定着贺昌，不论多么委屈，多么不情愿，也要留下来，义无反顾地继续革命。

那是何等苍凉的一幕景象呵！负有腿伤的贺昌将军手拄木棍，伫立在云石山路口为远征的主力红军送行。与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朱德，与一位位长期同甘共苦的同志一一握手道别，话是极少的，心却是滚烫的。红军队伍肃穆安静，悄悄地开拔，慢慢地融入远方苍茫的暮色之中。秋风瑟瑟，落叶萧萧，走的人，留的人，心中涌起的都是对于前途莫名的怅惘。而留下来的人所面对的，还有即将到来的更为惨烈的生死考验。留守者中，除了贺昌，还有项英、陈毅、毛泽覃、瞿秋白。

于是终于有了五路突围中的那一幕：当年3月9日，国民党军向红军突围部队所在的上平村发动大规模进攻，贺昌将军、周建平大队长带两个营（实为五个连）作为先锋部队率先突围，当弹尽粮绝的红军战士看到贺昌将军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个个如虎入羊群，撕咬腾挪，拼杀声惊天动地。

仁风山区与会昌河之间，贺昌率领先遣军在枪林弹雨中反复拉锯冲杀，从黑夜战至白昼，将打散的部队收拢到会昌天门嶂。10日，贺昌将军率领部属再次与敌展开激战，天门嶂山上山下，枪声大作，部队很快被打散，山岩边、沟溪畔、从林中，倒下了大批英雄战士的身躯。腿部已经负伤的将军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

当贺昌从昏迷中醒来，他看见凶恶的敌人已嗷嗷尖叫着逼近他的身旁，“抓活的，抓活的”，一片鬼哭狼嚎。贺昌将军是断断不能做俘虏的，他高呼一声“红军万岁”，用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射入了自己的胸膛。

贺昌将军临死前的“红军万岁”，是一种革命的信念，更是一种悲壮，还没有看到敌寇溃败，大地光复，自己却舍命疆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我在想象中复原将军捐躯时的行迹，仰天试问苍穹，将军临殁时的日日夜夜，他可否听到故乡黄河的波涛声声，可否想起了故乡的枣香阵阵，枣果沉沉？异乡的南国，无命亦无憾的英雄伫立在历史的西风残照里，那一阙血色风景画上后人的心头，何等凄凄，何等悲壮。多少次血沃中原后，寒凝的大地终于发出了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