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 化

清官廉吏于成龙——

黄州佳话(八)

□ 闫卫星

肃清残敌

十一月八日凌晨的战斗取胜之后,于成龙等人率军乘胜追击,中午时分赶到了吕王城。

李茂升下令士兵们埋锅造饭,稍事休息。于成龙见状后,急忙对李茂升说:“白水、石陂等地的叛军,都奉何士荣为盟主。现在何士荣被擒,诸贼胆落,无所适从。我们卷甲急趋,紧紧追杀,他们就会彻底溃散,这就是所谓的破竹之势,机不可失。如果稍一松懈,叛军进入山寨,据险坚守,就会死战到底的。”李茂升点头同意。当时锅里的饭刚煮上,于成龙就下令把米倒掉,大军立即出发。

于成龙一边行军,一边起草“檄文”,让乡勇们传示各处。他在“檄文”中说,叛乱人员如果能够反戈一击,擒拿贼首,必有重赏;临阵投诚,绝不杀害;扔下兵器,逃回家中,绝不追究;如果身上没有乡勇印号,家藏兵器者,按叛贼对待,一律处死。又把官军乡勇一战生擒何士荣、焚毁叛贼名册的事情广为宣传。

参加叛乱的“蕲黄四十八寨”人员,听说盟主被擒,名册被烧,又是恐惧又是侥幸,纷纷解散回家。叛军的数万人马,又一次被轻易瓦解了。

十一月九日,官军乡勇进攻白水畈。一场战斗下来,周铁爪、鲍世荣、李公茂等人身边只剩下几百名亲兵,失去了战斗力。他们想退守什子寨,没想到于成龙事先已经布置罗田知县王光鼎、生员萧二至等率领乡勇五百余人,堵住了路口,另外还有蕲水知县蒋灿派生员何翩然率领乡勇200名前来助战。李公茂等人进不了山寨,只好杀出一条血路,仓惶逃走。

十一月十一日,孙将军、万野予、假周铁爪等人在麻城县石壁起兵,李公茂等人率残兵与孙将军联合一处,叛军的势力一时间扩大起来。于成龙的大军驻在白水畈,因山路阻隔,无法赶到石壁。麻城知县屈振奇向分巡道徐惺请示,调来党、伊两位参将,率正规军赶到石壁平叛。

十一月十三日,官军和乡勇攻入石壁,大战一场,擒获孙将军、万野予,李公茂等人乘乱逃走,这股叛军基本上也被瓦解。

官军乡勇继续搜捕,过了几天,李茂升、鲁试等人先后擒获了李公茂、假周铁爪、鲍世荣、陈顿彻、鲍自性、王子之等叛乱首领。李公茂被俘后撞石自杀,伤重而死,其余首领被押送到了武昌,献给巡抚张朝珍,不久全被斩首。于成龙当时并不知道俘获的周铁爪是假的,到武昌后才被张朝珍审了出来,真周铁爪不久也被擒获斩首。

十一月十九日,搜捕小股残匪的行动仍在进行,但东山叛乱大局已定,于成龙下令班师回黄州。他当时驻扎在麻城县黄市村,在村口郑重立了一块记功石碑,上边刻着:

龟山以平,龙潭以清。

既耕既织,东方永宁。

战争评价

后世史家评价这场平叛战争说:

自出军至是仅二十四日,以乡民数千破砦党数万,不费公家粒粟,不烦师旅,徒手奋身、摧锋陷坚而奏肤功,近世所稀也!

严格地说,这场战争动用了少量的正规军,不能说是“不烦师旅”,只是大军未动而已。另外,这场战争也不全是于成龙一个人的功劳,湖北按察使、分巡道徐惺以及王宗臣、佟世俊等一大批文武官员和地方绅衿都有战功。但毋庸置疑,于成龙是这场战争最主要的策划者、指挥者,也是最关键的人物。

在大家束手无策时,于成龙首先提出不能放弃黄州,并且定下了以攻为守,先打何士荣,然后各个击破的战略;5000余人的精壮乡勇,是于成龙凭个人威望动员起来的;箔金寨大战,官军本已败退,是于成龙拼死杀入敌阵,成功地扭转了败局;焚毁叛贼名册,瓦解大量敌军,是于成龙的计谋;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不给敌人喘息撤退的时间,是于成龙的远见;各处的堵截防守,主要出自于成龙事先的布置。综合这几条,我们可以确定,于成龙在此战中立了首功。

于成龙并非职业军人,他为什么能够成功组织这么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争?他的制胜之道是什么?

第一,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都必须具备充足的外部条件,这个条件很简单,那就是天灾人祸,官逼民反。如果有严重的水旱灾荒,百姓家家断粮,贪官污吏们不但不赈济百姓,反而增加苛捐杂税,逼得老百姓实在没有活路了,这才会坚决地走上武装反抗之路。东山的叛乱显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大部分百姓都有地可种,有饭可吃,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天伦之乐。只是因为当地民风强悍尚武,民间隐藏了很多英雄豪杰,这批人不甘心接受清朝统治,一有机会就想起兵造反,百姓们是在他们的鼓动或者欺骗胁迫下才加入造反队伍的,立场并不坚定。而且,“蕲黄四十八寨”的秘密组织,派系众多,各行其是,居住地分散,既容易联合起事,又容易土崩瓦解,缺乏真正的凝聚力。几位叛军首领虽然都是英雄豪杰,有一定的文韬武略和号召力,但水平仍然不算是很高的。

第二,于成龙是一位大清官,在黄州为官多年,威望非常高。他多年来致力的,就是让历经明末战乱的广大老百姓能够过上耕田读书的太平生活,这是很有吸引力的。他的办事风格又十分特别,霹雳手段与慈悲心肠并存,如果要打,就打得非常狠,如果要抚,就抚得周密细致。他成功地团结了一大批地方官吏、乡绅、豪强、生员,通过建立保甲,训练乡勇,把黄州强悍尚武的民风化为己用,“以民治民”,让想过太平生活的黄州百姓去打击想造反的黄州百姓。在“武装征剿”的过程中,他时时不忘“宽大招抚”,给参加叛乱的百姓留下一条可靠的“后路”,孤立极少数的叛乱首领。战争双方都注意争取民心,但相比较之下,于成龙争取到的民心更多一些。

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清廷平定吴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乱”总共用了八年时间,天下百姓受了八年的战争之苦。如果吴三桂一方能够更加顺利一些,不断取胜,最终建立一个新王朝,重新恢复民生,八年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还将会有更多的地区卷入战火,天下百姓的“水深火热”生活,就会更为严重和持久。汉族官员于成龙这时候选择努力平叛,恢复太平,对历史、对苍生,都是有贡献的。他在记功石碑上刻下的“既耕既织,东方永宁”的简单话语,其实包含了他复杂的思想感情和远大的人生理想。

黄州百姓对境内众多的“山寨”无疑是有感情的,那是他们反抗暴政的堡垒,也是保全性命的避难所。对各位“山寨领袖”也是有感情的,那些人毕竟是这块土地上的英雄豪杰啊。而对于成龙来说,同样很有感情,那是他们的“父母官”,是关爱百姓、保护百姓的好官。于成龙在黄市村村口立的那块石碑,至今仍然保存着。当地老百姓谈起于成龙,仍然赞不绝口。

战后招抚

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于成龙就已经萌生退意,向巡抚张朝珍上书请求退休。主要原因是自己年龄太大,疾病缠身,工作又过于繁重。继母李氏风烛残年,也需要儿子回家行孝。当时的某些同僚,见于成龙功名日盛,就以“不孝”为借口,在背后攻击他,使于成龙的思想负担更加沉重。他写过一首《自叹》诗,其中有几句:

小官缺养母,浮誉恼群贤。

久欲归林卧,岂为升斗牵?

战争结束后,于成龙又多次向张朝珍和湖广总督蔡毓荣请求退休,都没有得到同意。在特殊时期,上级太需要像于成龙这样的能吏了。于成龙只能硬着头皮,顶着压力,继续在官场上干下去。

于成龙的招抚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战争结束后,他迅速解散了各部乡勇,给他们发放了赏银,同时又严厉禁止这些乡勇敲诈、抢劫、霸占叛乱人员及其家属的财产。在于成龙的感召下,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叛乱人员陆陆续续下山投诚,回归田园。

康熙十四年正月,叛军首领黄翠林带领100多人下山乞降,得到了于成龙的宽恕和妥善安置。

河南省罗山县的叛军,听说湖广黄州的招抚政策执行得好,就越境而来,向于成龙投诚。于成龙既感动又为难,他首先妥善安置了投诚人员,然后向张朝珍请示解决办法,与河南巡抚做了一些沟通工作,最后把这批人平安送回了河南。

不久,安徽六安一带的叛军,也有不少人来黄州投奔于成龙。于成龙不仅如法安置了他们,还越俎代庖地写了一封《招安谕》,让这批人拿回安徽,招抚解散其他叛乱人员。所谓“一纸胜千军”,于成龙的越境招抚工作也取得了成效,瓦解了邻省的叛乱。

于成龙作为湖广黄州知府,能够解决河南和安徽境内的叛乱,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黄州与河南、安徽等省相邻,黄州境内的传统反抗势力号称“蕲黄四十八寨”,如果加上河南、安徽境内类似的山寨,又有“七十二寨”之说。他们叛乱或者起义,往往都是联合起来的,越境造反原本就是平常事,此时越境受抚,也就不算奇怪了。另外,于成龙是讲“天理良心”的,名声在外,诚实无欺,不会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官运而滥杀无辜,这也是外省叛军敢于越境受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在北京的魏象枢,一直很仰慕于成龙,但考虑到朝臣不宜与外吏私下联系,一直没有和于成龙公开结交。黄州之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魏象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破例写了一首诗,托人送给黄州的于成龙:

那能觌面识于公,十载怀君梦已通。

骨带清霜撑陋俗,化行春雨起颓风。

朝绅推服千秋上,兆姓山依一念中。

闻道黄州群寇息,谁将直笔勒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