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赏桓子（荀林父）狄臣千室（狄人的奴隶一千家），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杨伯峻注：“瓜衍之县，《公式纂》谓即今山西省孝义县北十里之瓜城”）孝义人经常引用《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记载的这一史实，以说明孝义建县之早。而对士伯其人行事、历史功绩鲜见文字介绍。其实《左传》、《国语》中有关士伯的记载不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士伯是春秋时期晋国一位很讲大义的贤大夫。
士伯，名渥浊，又称士贞子、士贞伯，官至晋悼公（公元前573——公元前558在位）太傅。为春秋后期专权晋国国政的六卿之一的范氏先祖。
现将《左传》及《国语》等典籍中有关士伯的记载论次如下。
一、仗义执言，
谏阻晋景公处死晋三军主帅荀林父，有大功于晋
《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公元前597年，楚国为报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城濮之战，即晋文公时晋、楚两国进行的争夺中原霸权的首次大战。“退避三舍”的典故，就发生在这次战争中）的军败之辱，与晋国在公式地（今郑州北）展开争霸中原的会战，即晋楚公式之战。晋军战败，当时晋军的主帅是荀林父（桓子）。“晋师归，桓子请死，晋候欲许之。”士伯以35年前晋楚城濮之战晋军大胜后，晋文公却“有喜而忧”的事例，仗义执言，又循循善诱地谏阻晋景公：“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楚国的相国，此人很有谋略，为楚国名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得臣，字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文公喜形于色）。曰：‘莫余毒也已！’（再也没有谁能害我了）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楚是以再世不竞。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
这一段士伯谏阻晋景公欲处死荀林父的说辞，翻译成白话文是：“不行。城濮之战，晋军战胜后吃了楚军三天的军粮，晋文公仍面带忧虑。他手下的人说：‘有了喜事您却忧愁，难道有了愁事才高兴吗？’文公说：‘楚相得臣还在，晋国的忧愁远没有结束。被困的野兽还要拼死搏斗，何况是一国之相呢？’等到楚国杀了子玉，文公才喜形于色，说：‘再没有谁能害我了！’这样就等于晋国第二次战胜，而楚国再次失败。因此楚国成王、穆王两代国势不再强盛。如今上天或许是要严厉警戒晋国了，如果又杀了荀林父使楚国取得第二次胜利，晋国不是也要一蹶不振了吗？荀林父侍奉国君，任职时想着如何尽忠，退位时想着如何补过，真是捍卫国家的重臣，为什么要杀死他呢？至于他的这次失败，就如同日食和月食一样，对日月的光明又有什么损害呢？”
由于士伯的谏阻，最后晋景公不仅没有处死荀林父，还官复原职，“晋候使复其位。”
三年后，鲁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94年，“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灭潞（潞国，今长治一带）”。“酆舒（春秋时赤狄潞氏的国相）奔卫，卫人归诸晋，晋人杀之。”为此，晋景公“赏桓子（荀林父）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且不无感慨地对士伯说：“吾获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荀林父，又称荀伯，故这里称伯氏）矣。”言下之意是，如果不是你谏阻我处死荀林父，我就失去了荀林父这位能征善战，有谋有略的三军主帅了，也就不能获得狄土了。（《左传·宣公十五年》）。
二、见微知著能鉴人，预知郑悼公“宜不能久”
《左传·成公六年》载：鲁成公六年，即公元前585年春季，郑悼公为讲和一事前往晋国拜谢，公子偃做相礼，“授玉于东楹之东”，即，悼公在东楹东面授玉于晋景公。士伯见到这一情景，有所感想，说：“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意思是，郑悼公恐怕要死了吧！是他自己不尊重自己。他目光游移心神不安，走路轻佻不稳重，不能处在他应当在的位置上，应该不会长久了。
当时的情况是，晋楚争霸，郑国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左右摇摆，谁也得罪不得。郑悼公又生来软弱自卑，在大国国君面前失了方寸。所谓“授玉于东楹之东”，即，古代宾主相见举行授玉仪式，如果双方地位相当，就在堂上两根立柱（楹）中间的位置进行；如果宾客地位低，就在堂中靠近东边立柱（东楹）的位置进行。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诸侯，本来地位相等，即使认为晋侯是盟主，起码也应该在堂中靠近东楹的西面进行。郑悼公却在东楹以东授玉，实在是过分自卑。
几个月后，不幸被士伯言中：“六月，郑悼公卒”（《左传·成公六年》）。当时楚国因郑国疏远楚国而靠近晋国，用现在的外交辞令就是选边站，楚国出兵讨伐郑国。《左传》未记载郑悼公是如何死的，可能不是战死，就是吓死了。总之郑悼公在位仅二年就一命呜呼了。
三、士伯在当世就获得很高赞誉，
在后世也很有影响
《左传》全书不到20万字，记载春秋254年的历史事件与众多历史人物，惜字如金，而关于士伯的文字就用了数百字，可见士伯在《左传》中的分量有多重。
鲁宣公十五年晋景公重赏士伯后，晋大夫羊舌职“说（悦）是赏也”，对给予士伯的赏赐感到很高兴，并大发感慨：“《周书》所谓‘庸庸祗祗’（任用可任用之人，敬重可敬重之人）者，谓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荀林父），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谓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过也。故《诗》曰‘陈锡哉（载，创立）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济？”（《左传宣公十五年》）
这一段羊舌职的慷慨陈词，翻译成白话文是：“《周书》所谓‘任用可用之人，敬重可敬之人’的话，说的就是这一类事情啊！士伯认为荀林父可用，国君就信任荀林父，也任用士伯，这就叫做明德。周文王用来创建周朝的办法，也不会超过这些了。所以《诗经》上说：‘布施恩泽赏赐天下，从而创立了周朝。’说的就是能施恩德。按照这个道理去做，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
这里羊舌职赞誉士伯仗义纳谏，晋景公从谏如流，且给予重赏的明智之举：“文王所以造周，不是过也。”其评价之高，不可复加了。
晋悼公是晋文公之后又一位有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公元前573年即位，欲大刀阔斧修治晋国内政，即重用士伯为太子太傅。《左传·成公十八年》载：晋悼公“使士渥浊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范武子，晋文公争霸前后，晋国重臣、元老。杨伯峻注：“范武子即士会，以中军帅兼大傅【辅导太子的官】”）《国语·悼公即位》又载：“君知士贞子之帅志博闻而宣惠于教也，使为太傅。”帅者，循也；志者，典籍也；宣者，遍也。“帅志博闻而宣惠于教”，即，“遵循书志典籍，博见多闻，广泛地以仁爱之心从事教化”。一个很有作为的国君如此评价一个臣子，是很难得的了。
《左传》、《国语》中士伯，又称士贞子、士贞伯。贞子、贞伯之“贞”是谥号，在中国文化中“贞”字涵有许多正面褒义。贞者正也；坚贞、忠贞、贞操；《周易》“元亨利贞”是最佳状态。《谥法》贞：“清白守节曰贞，大宪克就曰贞，忧国忘死曰贞……。”可见，士伯是当世公认的正直、忠贞讲大义的贤大夫。
士伯在后世也很有影响。士伯纳谏时评价荀林父事君所言“进时尽忠，退时补过”八字，孔子作《孝经》时原句引用（杨伯峻注：“‘进思’两句，今《孝经事君章》亦有之，乃作,《孝经》者用《左传》，非此引《孝经》”）。此八字，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评价晏子事君时亦有引用：“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西汉刘向编撰的旨在记述诸子言行，体现儒家哲学思想、政治理念以及伦理观念的《说苑》一书收录了士伯谏阻晋景公处死荀林父的史实。
“瓜衍之赏“，作为千古美谈，成为中华成语，亦成为重赏的代名词。西晋陆机写的连珠体骈文《演连珠》之十二中有“是以柳庄出殡（在内室殡殓，不使居正堂），非贪瓜衍之赏。”骈句。《南史·谢方明传》载，南朝高祖刘裕在未推翻东晋王朝登大位前，为豫章郡公时，谢方明被举荐为刘裕的中军主簿，“知无不为”。刘裕很是器重，曾对谢方明说：“愧未有瓜衍之赏，且当与卿共豫章国禄”。士伯谏阻晋景公处死荀林父时所引用晋文公所言“困兽犹斗”，亦成为中国人至今仍经常用到的成语。
自鲁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94年瓜衍县民成为士伯子民起，直至公元前490年，其曾孙范士吉射（士伯先人在晋国任士师，为司法官，随官为氏，故为士氏。又士伯为晋国大夫士会的侄子，士会封范地，又别氏为范氏。春秋时以氏为贵，称氏不称姓）败于赵简子奔齐止，历时百余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阳货》）。士伯讲大义的国士之风必若“时雨化者”，潜移默化其子民尊道行义。故，孝义人重义、仗义行事的传统，远可追索到春秋中期受赏瓜衍之县的晋国贤大夫士伯。
当时，与士伯行事相密切关联的荀林父、士会等都是晋国争春秋霸主前后，佐命立功、叱咤风云的重要历史人物，围绕士伯扩充开来，可挖掘、研究的史料很多。本文仅权作抛砖引玉，有待专家纠正之、深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