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村收拾老屋，未戴口罩，两个鼻孔便沾满了黑灰。邻居老头扒在墙头打趣：“翻箱倒柜的，莫不是找银洋哩？”我拍拍手上的灰，笑而不答。值钱的物件自然是没有的，倒是在斑驳的土墙上，瞥见了一个挂着尘网的军绿色水壶。

伸手去摘，帆布袋子竟已沤烂，簌簌地落下些碎屑。水壶沉甸甸地坠在掌心，壶身漆皮剥落，露出星星点点的锈迹。拧开壶盖，一股铁锈味混着陈年的水腥扑面而来——这曾经装过井水、汗水，或许还装过泪水的容器，如今连最后一滴记忆都蒸发殆尽了。

我固执地把它浸泡在洗衣粉水里，用旧牙刷一遍遍刷洗。铁锈在清水中晕开，像稀释的血迹。这让我想起八九十年代的饭场子，那时家家户户的搪瓷碗里盛的不过是土豆烩菜或五谷糁糁饭，就着玉米面窝头，却吃得格外香甜。王老汉总爱把他的军用水壶往石磨上一墩，壶底与青石相撞的声响，能惊飞树上的麻雀。

而今村里的饭场子早已荒废。村口能人盖的三层小楼又加盖了一层，琉璃瓦在阳光下闪着冷冽的光。可村里办席的人家越来越少，人们更愿意去城里摆一桌千元的酒席。前几年参加婚宴，听见几个后生比较谁家的海参个头大，谁家的汾酒年份久。我想起小时候随三五块钱礼就能坐席的日子，主客都不觉得寒碜。

刷洗间，壶身突然露出“1987”的钢印。这个年份让我怔忡——那正是《哈达图》里描写的年代。记得书中那个如格桑花般的姑娘，最终嫁给了城里的残疾工人。作家写道：“她看新郎的眼神，再也没有了望向草原情郎时的光亮。”此刻我忽然明白，那消失的光亮，或许就藏在这水壶斑驳的锈迹里。

水壶内壁的锈蚀终究无法洗净。就像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年代，虽然贫瘠，但每个清晨都蓄满希望。那时人们扛着这样的水壶下地，汗水浸透的不仅是衣裳，还有对土地的虔诚。如今我的衣柜里挂着五件羽绒服，却常在深夜辗转难眠；村里五十岁以下的劳力都去了城里，留下老屋像缺了牙的嘴，空洞地张着。

晾干的水壶在窗台上投下斜影。我摩挲着它坑洼的表面，突然触到一道凸起的刻痕——是当年爷爷为标记水壶，用钉子刻下的姓氏。这粗糙的笔画突然刺痛了我：在这个用二维码付款的时代，还有谁会为一把水壶郑重地刻下自己的名字？

黄昏时分，我带着水壶走向后山。残阳如血，给废弃的梯田镀上一层悲怆的金色。找了个向阳的土坡，我小心地埋下半截壶身。让它像块墓碑，纪念那些随汗水渗入大地的朴素岁月。剩下的半截露出地面，壶口向着村庄，仿佛还在等待某个劳作归来的人，仰头痛饮。

下山时，月光已经漫过山梁。我回头望去，那只残缺的水壶正在月色中泛着微光，像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固执地照着我们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