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吕梁山革命博物馆，存放着一张久经沧桑、纸页发黄、皱皱巴巴的晋绥边区死难烈士陈汝义的家属纪念证，这张由晋绥边区颁发给烈士家属的纪念证上，代政治委员李井泉等晋绥边区军政领导人的署名引人注目，成为被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认可的“政治军事皆能对付”的杰出将领李井泉在晋绥革命根据地战斗的重要物证。

对党忠诚的优秀革命家

李井泉（1909年—1989年）是江西省临川人。1927年8月，18岁的李井泉组织农民参加南昌起义队伍；1930年夏进入中央苏区，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34年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次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红四方面军工作。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师，7月红二方面军正式组建，李井泉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治委员，10月随部队抵达陕北。

李井泉始终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1927年夏天，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李井泉参加了周恩来、叶挺、朱德、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朱德传》这样记载：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到达临川时，“还有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数百人，在李井泉、萧志戎带领下，也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随后，朱德派他到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任政治宣传员。有老同志深情回忆，“你（李井泉）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线，到士兵中去宣传革命道理，战士们在你的宣传鼓动下，士气大振，群情激昂，纷纷表决心：我们要抱定必胜的信心，去和敌人勇敢地战斗。于是部队继续南下，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并取得了许多胜利。在这同时，你还深入农村，动员农民协会骨干参军参战，教育农民帮助起义军，送军粮，抬担架，支援前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李井泉同志生平》，新华社，1989年5月9日）

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李井泉坚决支持朱德、刘伯承抵制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并利用自己政治教员身份对广大学员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李井泉坎坷的长征路，党中央评价极高：“在长征中，李井泉同志先后在一、四、二方面军工作，他两次（或三次）过草地，历尽艰辛，始终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李井泉同志生平》，新华社，1989年5月9日）

军事政治皆能的杰出指挥员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时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政委的李井泉，担任了第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的副旅长（不久改任政委），在民族抗战之初就声名大振。

1937年10月3日，日军侵占宁武城，贺龙指挥李井泉支队袭击宁武。事前，他反复叮嘱李井泉要做好群众工作，取得当地人民的协助，李井泉照此办理，派出工作组进行群众工作，效果显著。由于宁武城里有10多名群众跑出来报告情况、做向导，使攻城部队迅速攻入宁武，歼敌50余人。10月中旬，为配合国民党军搞好忻口会战，张宗逊、李井泉按照贺龙指示，指挥第七一五团于10月14日黄昏袭击了南北大常村，攻占了永兴村，歼敌100余人。

1938年5月，毛泽东致电贺龙等：“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建立游击根据地至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6月11日，毛泽东又致电八路军总部：大青山脉的重要性如来电所述，该地区派何种部队、何人指挥及如何做法，由你们依据情况处理。不过，他特别强调：派往该地区的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八路军总部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决定，去大青山的部队由第120师派出，归贺龙、关向应指挥，并且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建议由李井泉率队前往。贺龙、关向应等立即决定组织大青山支队，任命李井泉为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在朱德、彭德怀、贺龙看来，李井泉就是“政治军事皆能对付”的合适人选。

1938年9月初，李井泉第120师大青山支队共2300余人北上，9月下旬由晋北进入绥远。他们按贺龙、关向应指示，在凉城地区留下一个营依托蛮汗山建立绥南根据地，以保障晋西北与大青山区的联系，主力越平绥路抵达归绥、武川、陶林、集宁地域，开辟绥中根据地。1938年11月，李井泉、姚喆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化步为骑”任务。一方面从消灭伪军、围歼顽匪中缴获了大批战马，另一方面向开明绅士和大地主募捐，很快解决了马匹问题，组建成一支精干的大青山骑兵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员，姚喆任副司令员。1939年2月至3月间，初步肃清了当地的土匪，镇压了罪大恶极的汉奸，安定了社会秩序。

李井泉深入蒙古包和回族居住之地，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积极同我党我军合作，实行全民族共同抗战，表现了出色的政治工作才能。挺进大青山地区一年里，大青山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粉碎了敌人15次大规模“扫荡”和围攻，消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成功地把敌人挤了出去，使人民军队在根据地站稳了脚，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以铁的事实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晋绥救灾支前的优秀组织者

解放战争时期，李井泉重回晋绥解放区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与贺龙一起成为中共在晋绥地区的主要领导，领导晋绥军民战胜特大自然灾害，支援前线，为西北和华北解放战争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生前谈起在晋绥地区的工作，李井泉总是谦虚地说：“讲功绩首先要讲贺老总，我只是贺（龙）唱李（井泉）和！”

1947年，在国民党军队疯狂破坏和特大自然灾害下，陕甘宁解放区经济遭到极大破坏。《晋绥革命根据地史》记载，至1948年初“陕北葭（佳）县、镇川、米脂等地数万灾民相继渡河逃难至晋西北兴县、岚县、临县等地”。据不完全统计，从河西进入河东的灾民，高达数万人。晋绥边区有些地方也遭到风雹水灾与冻灾，粮食收成大量减少，救济灾民成为摆在李井泉和中共晋绥分局面前的难题。

为战胜灾荒救济灾民，李井泉和晋绥分局决定，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精简机构，减少公费开支，核减党、政、民各单位日常经费，少发直至停发伙食费，号召减少每日伙食定量，节省粮食。同时“号召党政军民人员自动降低生活标准，最低每人每天减至粮食十四两（16两为1斤）小米，省出粮食救灾。机关部队抽出历年自力更生的积存小米一千三百七十石，在缺粮时期按地区籴出或贷出。”（《晋绥日报》）

为有计划安置自陕北葭县、米脂等地逃难的群众，李井泉和晋绥分局在晋绥沿黄河各渡口都组成临时招待所，负责发放口粮，分别介绍到收成较好的地区。同时，千方百计筹集粮食。1947年，晋绥分局发出关于收购秋粮的指示：“粮食的来路，一面依靠内地市场上群众出售之粮，同时还应吸收外地区之粮食进口。除选择采购方向自行积极设法向外采购外，还要发动组织群众、粮贩、脚户等亦到外地区购粮，使粮食能源流入内地。”

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李井泉和晋绥分局领导晋绥的土地改革如火如荼进行，土改挖出的底财浮财，对救济灾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约46.7万人口的灾区群众度过灾荒岁月，在战争环境和大灾之年把死亡率控制到千分之一，创造了历史奇迹。

从晋绥运到陕北的救灾支前物资不只是粮食，还有大量的经费、棉衣、被子、军鞋、弹药，包括迫击炮弹、山炮弹、步枪子弹、手榴弹、炸药、各种装备及通讯器材等。1947年1月15日，贺龙和李井泉致电习仲勋：“现拟定初步计划，月产迫击炮弹八千至一万、手榴弹六万（包括分区在内），掷弹筒弹一万五千至两万，尽量购火硝、大量造炸药与复装子弹，其次准备新造六〇迫击炮三百门到五百门，装备部队。”为了供应西北战场，晋绥军区后勤部工业部下属兵工厂，从9个增加到14个，加班加点，生产弹药。

1947年11月，西北野战军二打榆林缺粮，任弼时和周恩来给李井泉致电：要求晋绥再筹粮食三千石。李井泉、周士第很快在晋绥筹集三千石细粮，从碛口运过黄河，送到前方。除了西北野战军，晋绥还负责为山西境内作战的华北部队等提供粮食、物资和战勤支援，有力支援绥远战役、临汾战役、太原战役。榆林作战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全部动员背粮，仅临县，三个月就动员了六十九万人次，其中妇女占三十二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省运来的。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的讲话》）廖汉生回忆：“为了运这些粮食，晋西北的毛驴都不知累死了多少！”

在李井泉和中共晋绥分局领导下，晋绥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完成繁重的支前任务，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高宇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