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真实为政绩 以法治匡导向
做好新时代统计调查工作
□ 郭润芝
政绩观是干部从政履职的价值原点。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明确要求动真碰硬纠治统计造假,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统计调查工作直接记录经济社会运行的“原生态”,干部政绩观正不正,最先反映在数据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指出:“把统计数据真实准确作为统计部门最重要的政绩”。这不是一句口号,它要求我们从政绩观高度重新审视统计法治的深层功能:法治不只是事后追责的工具,更是从源头校正政绩观偏差的刚性机制。
一、统计领域的政绩观偏差,根子在“为谁创造政绩”的错位
政绩观偏差在统计工作中的表现,往往不是始于直接的造假指令,而是始于一种不易察觉的逻辑倒置:不是用数据去反映工作,而是用工作去“匹配”数据。一旦这个倒置完成,数据的生产就不再以事实为起点,而以“呈现效果”为起点。居民收入、物价、就业等调查数据,是上级判断民生状况、配置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但数据的生产过程在基层,使用场景却在宏观决策层。中间的距离,给“数字包装”留下了空间。偏差一旦在某个环节被默许,就会顺着链条传导,最终落到辅助调查员和记账户身上,演变为代填代报、授意报数、自行“修正”等行为。到这一步,受损的已不只是某几笔数据的准确性,而是统计调查的公信力。
这里需要把调查队的定位说清楚。国家调查队系统实行垂直管理,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这个“独立”不是对地方工作的疏离,恰恰是对地方长远利益最实在的负责。调查队把真实的收支、就业等底数摸清楚,地方党委、政府制定民生政策才有可靠的依据;如果调查队在数据上“配合呈现”,短期看是“好看”了,长期看是把决策建在了虚处。对调查队而言,最大的大局不是让某一组数据在某个时点显得漂亮,而是让每一组数据在任何一个时点都经得起追溯检验。搞准搞实数据是广大统计工作者第一位的职责,它把政绩的评判标准从“呈现效果”拉回到了“事实本身”。
二、法治的功能,是为“报真”撑腰
2024年新修改的《统计法》,将领导干部不得干预统计工作的禁止性行为由“三个不得”增至“四个不得”,在第七条新增“不得明示、暗示下级单位及其人员、统计调查对象填报虚假统计数据”;第十二条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虚假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利益或者职务职级晋升。这些规定对调查队而言,最重要的意义不是约束了谁,而是为依法独立调查提供了明确的制度保障。法律把“如实报数”和“干预报数”的界限划清楚,基层调查人员在面对各种形式的“过问”“期待”时,就有了说“不”的依据。
对于国家调查队系统而言,这一逻辑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居民收支、农业农村、价格、劳动力等民生调查,既面对千家万户的琐碎账目,也面对广大企业商户的经营数据。数据天然带有“不完美”的特征——有漏记、有波动、有季节性的起伏。如果评价的标尺偏向“稳定好看”,基层就容易产生“修正一下更稳妥”的冲动。法治的作用,就是让“如实呈现不完美”成为受保护的行为,让“修饰数据”成为高风险的选择。只有当制度明确站在“真实”一边,政绩观的校正才有可靠的支点。
三、把“真实”作为统计工作的政绩追求来践行
吕梁这片土地,与“实事求是”有着很深的渊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是延安的东部屏障,也是调查研究、掌握实情的重要实践区域。毛泽东同志在兴县蔡家崖深入调查研究,发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2025年山西省第十六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兴县晋绥革命纪念馆广场举办,主题为“诚信诚实守初心 依法统计担使命”,正是要把这种“实事求是、深入基层、精准调研”的传统接续到当代统计调查实践中来。对吕梁国家调查队系统而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曾经养育过的求真精神,今天要通过每一笔调查数据来兑现。
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吕梁国家调查队系统应重点抓四个环节。
其一,把政绩观教育嵌入法治教育的日常。政绩观偏差很少以“我要造假”的面目出现,更多表现为“这样报更稳妥”“先完成再核实”的惯性思维。因此,法治教育不能只讲法条和违法后果,要结合调查队系统的工作场景,讲清楚“暗示”与“要求”、“修正”与“篡改”、“调度”与“指导”之间的法律界限。特别是对辅助调查员队伍,要让“不自行修改调查对象数据、不代替调查对象填报、不向外泄露调查对象信息”成为职业本能,而不是需要权衡的选项。今年以来,市、县调查队把政绩观教育同“逢会讲法”结合起来,在辅助调查员培训中设置案例教学,用身边场景讲清楚法律边界,效果比单纯念条文要好。
其二,以制度的确定性对冲评价的不确定性。政绩观出问题,往往与评价标准的不透明、不稳定有关。吕梁调查队把数据质量的控制节点前移,用清晰的流程减少自由裁量空间:访户记录可追溯,数据修改留痕管理,异常波动有核实程序,辅助调查员入户必须出示证件、说明用途。这些看似技术性的安排,实际上是在告诉每一位统计参与者——数据生产的每一步都在制度的视野之内,“操作”的空间越小,坚守真实的心理成本就越低。同时,对坚持如实报送、主动报告数据异常的行为,在内部评价中给予明确的正向反馈,让“报真”不仅是法律义务,也是受尊重的工作选择。
其三,把“为民”从抽象理念还原为可感知的数据伦理。居民收支、农业农村、劳动力等民生调查的终端产品,最终指向的是社保标准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的完善、民生短板的识别。一笔被“修正”的低收入数据,可能在报表上只是一个小数点的位移,但在政策意义上,它可能意味着一个真实的困难家庭被排除在精准识别之外。政绩观教育的落脚点,是让每一级调查人员都意识到:手中的数字连着具体的人。对数据真实的坚守,本质上是对那些没有机会在报表上“发声”群众的负责。
其四,把调查队的专业能力转化为服务地方的实绩。坚守真实,不是被动报数。吕梁市、县调查队近年来在做好各项常规民生调查的同时,注重把数据用活:围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脱贫地区收入接续、重点群体就业质量、物价波动等地方关注的问题,形成有数据支撑的分析材料,为党委、政府研判民生形势提供参考。数据真实是前提,分析有用是延伸。调查队的政绩,最终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数据经得起追溯,二是分析帮得上决策。
政绩观属于思想自觉,法治是刚性约束。而长久的治理力量,来自二者交汇共振。吕梁国家调查队系统守好吕梁千家万户的民生调查数据,把每一个数字都做扎实,把每一笔账都记清楚,就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也最过硬的方式。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吕梁调查队党组书记、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