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3年春到1979年初，我在碛口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前后六七年。

那时做公社一级干部，是要吃许多苦的。好在此前我已在基层锻炼二三年，加之出身农村，故对吃苦受累倒是从不害怕的。其时“文革”尚未结束，年轻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是一心想让自已的生命绽放“革命”光华的。“大批”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促大干”才是硬碰硬的事。作为党委副职，我包片也包村。县区领导包社蹲点，公社总是把那个点放在我的片上，而县区领导也总是点名要我常驻他们点上。那时，我差不多常年与村上的青年突击队滚战在一起，主要是从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们在湫河滩筑起坝来，再从山上挑来土，一块块造地；我们把小块农田起高垫低建成“小平原”；我们一座山一座山修筑梯田，一道沟一道沟打造坝堰……经常是从夏收腾出地块开始到腊月二十六七，一直不停整地造地修地。每天从太阳出山进地到晚上天黑尽收工，早午两顿饭全吃在地里，冬天还吃“冰碴饭”。生产工具是最原始的。许多时候我和社员一样做定额。记得因为用扁担箩筐挑土，肩膀脱了皮，烂得血糊拉杂，衬衣和皮肉粘连一起，疼得钻心，至今想起还不由倒吸凉气。白昼苦干一天，晚上天天开会到半夜。那时社员生活普遍困难，我们吃派饭，群众是多方照顾的，但饭食还是以高粱面为主，吃得整天吐酸水，因为饥饱寒热无定数，弄成了一辈子的老胃病……在我的记忆中，那前后六七年，是我此生流血流汗最多的六七年，是我青春的血汗拌和了时代的风雨想要成就自已“革命”理想的六七年。

然而，那时我的理想尚不在文学。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事实上，早在中学阶段，我就开始做文学梦并且开始了练笔，后来又满怀文学梦幻上了大学，但亲身参加过批判赵树理马烽又在京沪几所著名大学批过多名大学者大作家的我们，那时是把文学同戴高帽游街同低头认罪坐“飞机”联系到一起的，那是人生的恶梦啊，我们不敢！可是正如俗语所说：当惯“三只手”的总爱盯别人的兜兜。我呢，在劳动生产开会“革命”之余，还是喜欢听村里人讲各种各样的“故经”，比方古老的民间传说故事神话，比方当年碛口商人的逸闻趣事，比方当地抗战土改，比方五六十年代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反右反左社教四清等等，尤其是其中发生的那些让人哭让人笑的事。从中学开始，我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那时我就将听到的这些事记录下来，六七年时间竟记了一百多万字。这些文字后来成为我创作“码头”三部曲的主要资料来源。

“码头”三部曲内含三部长篇小说，分别为《水旱码头》、《血色码头》、《望娘码头》。从第一部构思书写到第三部正式出版，前后历经二十年。其中《水旱码头》2004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2017年入选“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再版；《血色码头》2010年由山西出版集团出版，当年获本省五个一工程奖；《望娘码头》三年前已通过专家组审读并入选“三晋百部（新创）长篇小说文库”，已定2019年与读者见面。三部小说概括了古镇三百年历史变迁、精神穿越。此外，我还利用自已多年公式集、掌握的历史资料，创作出版了长篇文化散文《大碛口》。三部小说加上《大碛口》，共计一百五十万字。这四部书在我此生七百余万字的创作中无疑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记得当年构思写作第一部小说时，曾因给小说起个什么名字殚精竭虑。当时，国内还没有“水旱码头”这一说，南方人一般将碛口一类地方称为“水陆码头”。当时我从备选的五六个书名中最后确定为“水旱码头”，是考虑到碛口一带属中国北方十年九旱之地，习惯以水路、旱路命名交通路径，且此一称谓在民间还内蕴着路路通顺，吉祥如意的意思。小说出版至今，“水旱码头”这个词已在全国叫得很响，这是对古镇人的衷心祝福。而对我个人来说，碛口这地方，也可称之为自己生命之舟的“水旱码头”。

过了2019年春节，我已是七十四五岁的老人了，但我早年为自已制订的创作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我深知身处吕梁一隅的自已，一向不擅交际的自已，一生不屑蝇营狗苟的自已，在当今社会举步维艰的必然性，我还得日日闻鸡起舞，时时保持锐气，一切寄望于艰苦奋斗，一切寄望于真血真汗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