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石平
2011年，父亲离开了我们。八年来，对父亲的无尽思念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值此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将父亲的一些往事整理出来，以表达自己的无限追思，同时起到传承优良家风，弘扬革命传统，启迪后人不忘初心的作用。
一、黄河岸边的农家子弟
1919年农历九月初一，父亲出生在黄河岸边的山西省石楼县第二区枣庄则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枣庄则村与陕西省清涧县的舍峪里村隔黄河相望，是一个十年九旱的贫瘠小山村。
在父亲的成长过程中，对父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爷爷任步良。爷爷是个庄稼汉，在农耕经济为主的家乡是一把务农的好手。在爷爷的勤劳操持下，我们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过着勉为温饱的日子。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爷爷还担任过北庄行政村的村长，在当时是一位较有名望的人士。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风云激荡的大革命浪潮中，由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的红色革命信息不断地传递过来。具有正义感的爷爷很同情陕北的“闹红”革命，曾冒着生命危险，多次骑着“羊皮洪桶”在黄河上往来泅渡为陕北红军转递过信件，运送过遭“禁运”的布匹、染料等紧缺物资。在爷爷的影响下，父亲从朦胧懂事起，就对陕北的红色革命十分向往。爷爷十分重视父亲的文化学习，不仅让他在本村私塾学习，还送他到四十华里远的义牒第二高级小学读书。虽只有短短三年半的校园读书生活，却使父亲练就了一手好字，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懂得了怎样为人做事，为日后投身革命后能迅速成长进步奠定了基础。听村里的老人们讲，父亲从小就是一个懂事和勤快的孩子，他在私塾读书的余暇时间里，常跟着爷爷下地干农活。所以从很小的时候起，父亲就对农活十分熟悉，这也使他在后来担任公社党委书记时，能领导和指导好农业生产。可以说，爷爷是父亲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领路人。
另一位对父亲的少年人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是他在私塾中读书时的老师郝守质。郝老师学识渊博，在向学生们传输文化知识的同时，还经常在课堂上给大家讲述陕北共产党和红军的故事。父亲在郝守质老师的启迪教育下，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十分向往。可以说，郝守质是引领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二、少年时期就投身革命
1936年2月20日，红军东征抗日的队伍，一举突破距我们枣庄则村仅十华里远的闫锡山布下的贺家洼防线。那天，正是贺家洼村名刘建忠的新婚大喜之日，红军渡河战斗打响后，父亲正在婚礼上做礼房先生，身临其境，见闻了激烈的战斗。父亲和众乡亲都盼望红军能尽快歼灭贺家洼守敌，把人民从阎锡山的残暴统治下解救出来。第二天，望着从村子上头的山梁上东进追歼逃敌的红军队伍，父亲心情十分振奋，参加红军闹革命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但在那动荡的战争年代，爷爷和家中亲人都不愿让父亲到枪林弹雨中去冒险。1936年三月的一天，不满十七岁的父亲瞒过大人，只身一人渡过黄河，到陕北寻找红军队伍。在清涧县的舍峪村，父亲碰巧遇上了义牒村早期的共产党员韦明忠和本家堂兄任侠贤、任侠敬等几人，便与他们结伴，辗转跋涉数百里到了陕北的瓦窑堡，报名参加了红军，并在那天亲耳聆听了革命元勋董必武同志的教诲。那是在办完简单的报名手续后，接收新兵的负责人就把大家集合起来，排成队列。年龄大、个头高的当即就发了枪，分配到战斗部队去了。父亲年龄小个子也矮，就没给发枪。见到这种情景，他就忍不住地大声喊着说：“我也要枪，也要扛枪打敌人。”这一声急迫而又稚嫩的喊声，立即引起了在场的一位“老红军”的注意，他径直走到父亲面前，端详了一下这位稚气未脱的小青年，便笑着说：“小鬼，你还没枪高呢，先去党校好好念书吧，以后有你扛枪的时候呢！”望着这位威武高大的“老红军”，听了他和蔼而亲切的话语，父亲心中不觉升腾起一股敬畏乃至敬仰的感觉，便没有再吭声，顺从地服从分配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事后一打听，才知道这位“老红军”就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董必武同志。父亲生前常说，我在参加革命后的第一天就接触到了一位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并亲耳聆听了对自己的教诲，终身难以忘怀。从此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父亲都始终牢记董必武同志“好好学习”这句话。通过刻苦学习，父亲懂得了许多浅显的革命道理，同时也使他在思想认识、文化知识、工作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长进。父亲从中共中央党校转入少共中央团校（保安县刘家坪）集训两月后，一直遵循董必武同志的教诲好好学习。在课堂上父亲一直是认真听课，认真记笔记，学习成绩优秀，进步很快。一九三六年十月，经中央党校教务主任成仿吾和团支部书记刘秀梅共同介绍，父亲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三、延安时期的难忘岁月
步入晚年的父亲，向子女晚辈们念叨最多的就是他在延安时期经历过的难忘岁月。
经领导同志谈话，分配到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1936年12月，父亲结束了少共中央团校的集训，分配工作时，时任少共中央组织部长对我父亲说：“根据你的文化程度和在党校学习时的政治表现，现决定分配你到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机要科是专门给中央首长收发电报和处理机要文件的地方，工作很重要，一定要好好干噢！原本在谈话前，还是满怀希望去战斗部队扛枪上前线的父亲，入党后有了较强的组织观念，立即打消了原先的想法，坚决地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一定把工作干好。”就这样，父亲来到了位于延安城凤凰山麓石窑洞院的中央军委机要科工作，任译电员、机要组长等职。
第一次给毛主席送电报。那是在“西安事变”后的一天，机要科长派他把一份译好的电报送给毛主席，这是他与毛主席的第一次面对面接触。毛主席看完电报后，亲切地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你家离贺家洼远不远？你村里什么山最高？你知道义牒不？你到过留村没？你认得留村的马玉喜吗？”他一一作答后，毛主席又嘱咐他：“来了可得好好学习，不学习就要落后的哟！”从此，因工作关系，他与毛主席等中央首长有了经常的接触，亲身感受到了一代伟人们超乎寻常的革命风范。
第一次聆听了毛主席的教诲。有一次，他又给毛主席去送电报，主席看完签好字后问：“小鬼，这段时间在看什么书？有什么收获？电报上的字有不认识的吗？”他如实回答后，毛主席又说“你的译电工作很重要噢，工作起来可要认真哟，不能有一字之差。比方说，我写的电稿上是‘进’你们译成了‘退’，那就放跑了敌人。如果我写的是‘退’,你们译成了‘进’，那我们的队伍就要吃亏喽”。毛主席的这次当面教诲，使父亲终身难忘，也使他从此养成了一丝不苟，认认真真的工作习惯，直至步入老年，他也见不得我们办事马虎，总是要求我们要踏实做人，认真做事。
“平型关大捷”时收发文电。1937年，在“平型关大捷”前一天深夜，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首长来电，汇报前线军情并向毛主席请示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事急如火，父亲译完电文后，一路小跑送到毛主席那里，经批示后由他连夜发往前线。第二天就传来了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每每忆起这些，父亲总会闪现出不寻常的眼神，因为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这场首次大捷中，父亲切身感受到了毛主席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同时远在后方的父亲也曾亲手收发电报沟通了中央和前线的信息，为战争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通知毛主席参加了批判张国焘的党员会议。父亲十分敬仰毛主席，他说，有一次，机要科所在党支部要召开一次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会议，受党支部书记委派，他去通知毛主席来参加会议。会上，他亲耳聆听了毛主席从思想上、路线上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剖析，使他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路线教育，真正从思想深处认识到了张国焘错误路线对红军、对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晚年时，他常说，那次听了毛主席的讲话真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获得了劳动模范的殊荣。延安时期留给父亲深刻印象的还有大生产运动。1939年，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父亲从小出身于农民家庭，农耕劳作对他来说都是轻车熟路的营生，他不仅能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还常常帮助别人，因表现突出，在大生产运动中，他还被评为劳动模范，获得了一部纺线车的奖励。
与许多开国将军结下难忘的情谊。父亲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我的老妈高兰英是二区枣塔上村人，上世纪30年代，婚后随父亲去了延安。那时正好八路军延安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开国中将）的儿子曹建国出生后需要人照料，听到消息父亲与老妈商量后就把照料小建国的事接过了手，现在还留有那时他们与小建国的合影。不幸老娘40年代初病故。父亲步入老年后常念叨着小建国，这也是他难忘的又一个延安情结。
延安时期父亲还在许多建国后被授予将军的老首长领导下工作过，他有事没事总会情不自禁地念叨这些老将军们的名字：肖劲光、曹里怀、莫文骅、杨成武、文年生、帅荣……难以忘怀那激情飞扬的岁月。
这一桩桩、一件件事，都凝结了父亲的延安情结，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激励他终生奋进的动力。
四、战乱年代的地方工作
1943年，根据中央开辟新区工作的需要，父亲被调任延川县任城区民兵营长，后调到河防工委做统战工作。1945年9月，又担任永和县政府秘书兼独立营指导员，一区副区长、区长。1946年又调任石永大（石楼县永和县大宁县合并称谓）中心县委秘书。1947年1月任石楼县公安局警法股长、县委秘书。1947年9月，调任晋绥九分区（驻隰县）土改工作团事务秘书。1948年7月任晋绥九地委、九专署、公安处总务科长、秘书。在这些战乱年代频繁变动的岗位上，父亲始终恪尽职守，任劳任怨。
1946年11月28日，石楼、隰县同一天获得解放。不久，父亲调任九专署（驻隰县）总务科长。随后又调任隰县供销社主任。当时的隰县供销社是由原来的推进社和贸易公司合并而来的，不仅要负责隰县的供销工作，还要负责蒲县、石楼、永和、大宁四县的物资供应工作，加之当时全国的解放战争正处在决胜阶段，筹集支前物资的任务十分繁重。但父亲无所畏惧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迅速展开了工作。他带领供销社的工作人员深入到基层搞调研，在摸清底细的情况下，迅速在黄土、康城、午城、大麦郊、下李、石口六个地方设立了基层供销社，使购销网络得以健全，供销渠道得以畅通，各项工作很快就运转了起来。当时与父亲在一起工作过的隰县人民政府原县长王登华、原晋中行署劳动局局长薛庆民、隰县计量局原局长王维恕在忆及往事时，仍念念不忘那一段时期在父亲领导下艰难开拓新局面的情景。
五、献身家乡建设几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又调任晋南畜产公司经理，负责全地区畜产品的购销工作。在此期间，父亲经常深入各县调研、检查工作。
1957年3月，父亲响应党支援山区建设的号召，举家从条件相对优越的临汾重返石楼工作，担任了县委财贸政治部副部长。从此，一直坚守在石楼这块曾经战斗过的热土上，为石楼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尽职尽责、尽心竭力。
1958年9月，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父亲被任命为水头铁厂厂长，用土高炉炼铁，亲身体验了那一段“劳民伤财”的荒唐岁月。几十年后，每当谈起那时人山人海在冰天雪地中奋战的场面，他都会发出许多无奈的感慨，教诲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办事。大炼钢铁结束后，父亲被任命为罗村公社党委书记。1959年，父亲又担任了和合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带领当地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坝沟造地、修建梯田，使当地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观。全社人均达到了一亩人工梯田，粮食产量较前翻了一番，使和合公社成为远近闻名的“粮屯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先后担任了石楼县商业局局长和县委财贸部部长。在那个商品短缺的特殊年代，长期在掌握财、钱、物的重要部门工作，父亲手中掌握着不小的商品分配、供应权力，特别是一些紧俏商品，更是要凭证凭号供应。但父亲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廉洁自律，力疾从公，从不搞特殊，不批条子，不开后门，没有在“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紧俏商品的供应方面送过人情。那时，白面、大米这类细粮要按比例凭证供应，父亲也和广大群众一样，该排队就排队，规定什么标准就按什么标准领取，从不搞特殊。
1980年，父亲走上了县级领导岗位，担任了石楼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作岗位变了，但他普通一兵的本色一直没变。父亲是县级领导干部中资历最老的一位，但他从没摆过老资格，没有伸手要过地位和待遇，组织上把他安排在哪里，他就愉快地去往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
1984年9月，父亲办理了离休，经上级批准享受副厅级待遇。2009年，经中央批准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离休后，父亲始终如一，仍在继续关心和支持石楼的经济建设。1993年，我被组织上提拔担任了县级领导，听到这一信息后，父亲在欣慰之余，一再叮嘱我说：要时刻清醒人民共和国的今天是来之不易的，要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清正廉洁做官，要公道正派办事，要常常把老百姓装在心上，要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这“六个要”我一直铭记在心，成为我这些年来工作的座右铭。
父亲走了，但他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直成为激励子女后辈奋进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