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天，吕梁山离石一带抗日斗争开始转入战略反攻的新阶段。

当时，斗争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方，炸毁碉堡、伏击小股敌人、或抓汉奸、生擒日寇的事，在敌占区内不时发生。智取张家山碉堡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张家山碉堡在离石城西二十里的山梁上，碉堡在村子背后的南梁顶子上。村里还设有敌伪第四区公所、警察所、合作社等机关。张家山碉堡是驻离石日军的主要外围据点之一，它控制着离石城西的门户，直接威胁着我王老婆山一带的敌占区工作。

10月初8，我从晋绥边区三分区开会回来，到了枣林村的穆桂春家里，先后叫来部分内线人员了解敌人近期的动向；同时传达了分区关于对敌斗争的指示，主要精神是：不但要把反蚕食斗争逼到敌人的脚尖下，而且不能让敌人再出来烧杀抢掠。根据上级的指示，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下决心要设法除掉张家山的碉堡据点。

由于内线工作基础好，我们很快就摸清了张家山碉堡的敌情。张家山碉堡地势较高，加之敌人戒备森严，硬打时难于取胜，偷袭又不好进去，最终决定用梁山弟兄来武县赶会的办法智取。

10月12日，李丕祥同志派内线联络员汇报说：“敌人后天可能到城里去。”于是，我秘密通知全体参战人员开了个接头会。翌日，李丕祥同志又派人送来情报说：“明天敌人一定到城里去。”当晚，我们做了具体部署：李丕祥、王仲卿等几个内线人员继续隐蔽在敌人内部，跟敌人一起到城里去。并叮嘱他们：“打碉堡后，如果敌人再来，你们也跟着回来，要是敌人不敢回来，你们也说不敢回来，将来敌人把你们另派到一个地方时再作联系。”碉堡上由王岐、王守梅、王捻捻、穆天有等人以担水、送柴、打扫院子等常规活动做掩护，把敌人的枪支武器全部盗出，并配合李余柱、胡世英等同志，拿起敌人的武器，收拾在碉堡内的敌人。穆桂春到南关配合李贵良监视离石城内的增援敌人，一有动静，由成鸿清骑自行车一村接一村地传报到张家山指挥点。

14日7点钟左右，接到李丕祥同志第三次送来的情报，他确切地告诉我们：“日军现已吃过早饭，正准备到城里去，碉堡内只留3人。”当时我们也一早吃过饭，把以前积存下来的一部分弹药分发开，每人两扳子弹，两颗手榴弹，以备拿起敌人的武器没有弹药用。我们从枣林出发，每两人一组，分六路以担水、扛柴为幌子陆续走向张家山碉堡，薛如荣等二人一个在枣林村，一个在十里村，分头召开群众宣讲抗日形势，专等拿下碉堡打信号枪时，带领群众去搬运战利品。

去执行任务前，王岐和王守梅认为，3个日本鬼子在碉堡内如同马蜂住在马蜂窝上，不如把他们力量分散一下再下手好。王守梅灵机一动，拿了些鸡子和一瓶白酒，走到碉堡内和鬼子说：“葫芦巴的姑娘来了，在维持会家里喝酒的。”就这样，把这两个鬼子引下碉堡，留下一个鬼子在西排房的中间一间内背向着射击口看书。穆天有等2人在这个鬼子的门口以扫院劈柴作掩护，另两个同志从炮楼内偷出枪支。王岐同志接到枪，推上自己带的一板子弹，悄悄地绕道看书的那个鬼子的房子背后，从射击口向内顶在他的后脑瓜上。当偷枪的人把枪支、掷弹筒都偷出来，最后拿起机枪往出走时，不料被那个看书的鬼子看见，鬼子刚说出“你不行”三个字，脑后“啪”的一枪就倒下了。碉堡上立即出来一个人，手拿白毛巾上下左右连摆三次，发出完成任务的信号。

看到信号后，我和李逢芝、王俊德从马家梁村走到碉堡上，我用手枪向枣林、十里村连打三发信号弹，并派了两人去前梁放哨，观察离石方向的动静。与此同时，李余柱、胡世英等几个同志拿起敌人的武器，包围了那两个鬼子和他们所在的区公所、警察所。苏全、张明、蛮小则等活捉伪区长田克强、伪警察所长李德胜。那两个日本鬼子虽然不带枪支，但在武士道精神的强化教育下，他们宁死不做俘虏，拿起随身带的刺刀准备死拼，我方人员为了捉活的，再三用日语对他们说：“日本士兵，咱们是大大的朋友，杀了的没有。”但他们根本不相信，一个劲地喊“洋马”（碉堡的意思）。蛮小则火了，一棍把门窗打开，一个鬼子一个箭步冲出来，被我战士击中三枪落崖死亡；另一个被张明冲进去拦腰抱住后，挥舞刺刀进行反抗，结果反把自己的头刺伤，终于被我们俘虏。

薛如荣二人听到联络枪声，立即带领枣林、十里村的八十多个群众，背着柴禾上来碉堡，随即搬了战利品押俘虏向尖山后面的根据地走去。在清理战场时，我看到有敌人的军用地图、文件和一个机枪筒子，一并都收拾上。然后，把填满柴禾的碉堡点燃。顿时，胜利的火焰直冲云霄。

我们黑夜赶到兰家山根据地，见到陈贻训政委，交了战利品。计有：拐把机枪1挺，二号掷弹筒1个，日本三八式步枪6支，炮弹230多发，手榴弹3箱，子弹3箱，烟雾弹12筒，指挥刀1把，望远镜1架，西药及医疗器械3箱，黄呢大衣12件，皮毛大衣两件，白市布棉被20块，黄色毛呢军毯76块，电线铁丝2000多斤，大米12袋，干鱼4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