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斌社长来电嘱我为《吕梁日报》创刊50年写点东西作为纪念。说心里话，时间已过去几十年，所谓时移世易，虽然同是做报纸、当编辑记者，但是从读者受众、工作环境、包括工作的流程，与几十年前相比，的确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处于一个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年代，有些老调子重弹起来真的未必会讨喜，更不用说对别人有所启发了。出于有所顾虑，接到来电时，我还是很费踌躇的，但彭社长说这是任务，要完成。
穿越时间的隧道，回到从1980年，在报社工作的20余年中，吕梁日报从复刊后四开四版、一周一期的小报《吕梁通讯》开始，历经周双刊、周三刊、周四刊的《吕梁报》，直到后来成为名副其实一周七期、对开四版的大报《吕梁日报》；与此相对应，随着报纸的从小到大，我也从一个编辑、记者到部室主任，直至进入报社决策层担任副总编辑。可以想象，这期间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不可谓不多，如同一个人从少年成长为成熟的壮年，每一个成长阶段都是会有事情发生的。
但是说来奇怪，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最先涌现在脑海里的却不是那些大事件，首先出现在脑海里的竟然都是一些久远了的人和一些不起眼的小事。
于是，我就把这些人和事记录一些，权当完成任务了。
一、“敲门砖”打开报社之门
四十多年前，在一所工科专业的学校里，我一边学习规定的专业课程以应对考试，一边沉浸在一个文学爱好者狂热的梦想之中。那些在后来看来非常稚嫩、非常偏激、连自己都不忍卒读的所谓小说、散文甚至还有诗歌，一篇接着一篇地冲出脑腔，渴望变成印刷品，进而产生改变社会的巨大能量。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大概写下了近百篇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姑且称之为文学作品），字数差不多也有数十万。当时投稿的主要对象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汾水》，后来叫《山西文学》，还有吕梁地区文联主办的刊物《吕梁文艺》。一篇接着一篇地用普通信封邮寄出去的稿件，然后换成了编辑部的专用信封，又一篇接一篇退了回来。我们学校管收发的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目光很温和，但我还是能够从老太太温和的目光中看到了怜惜和不解，这种目光让我觉得愧疚。
我的勤奋和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吕梁文艺》和《山西文学》将我确定为编辑部联系的作者，赠阅每期的杂志，《吕梁文艺》发表了我的三个短篇小说。这期间我参加了吕梁文联举办的重点作者培训班。在培训班上，我见到了应邀前来讲课、负责审读吕梁地区稿件的《山西文学》编辑张石山先生，后来的张石山是一位多产的有影响的作家。张石山鼓励了我：“就差那么一点儿就成了！” 我至今都记得张石山对我这样说。他对我的那篇《等酒醒以后》给予了肯定，建议我做一些修改后再度寄给《山西文学》。这就等于是约稿了。很快，我按照张石山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后重新寄出，不久后收到了《山西文学》编辑部的稿件采用通知。
三个月，也许是四个月之后，我又一次收到了山西文学编辑部沉甸甸的信件，里面是我投出去的稿子和随附的一纸便笺：很抱歉！由于近期以来稿件拥挤，原定采用的《等酒醒以后》一稿难以刊发，请另投他处。最后是照例的表示感谢，请继续支持云云。
我的文学作品刊发水准止于地区一级（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就是市一级）的刊物，我不知道这于我是幸运还是不幸。如果当年《山西文学》发表了我的小说，有可能我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能走多远，我真的不知道了。
毕业分配即将来临，那是1980年，大中专毕业生国家包分配。那时毕业生的去向事实上没有严格的规定，只要单位领导同意接收、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去什么单位工作都是可以的。这时，我的那些作品产生了作用。我中学时的老师苏高文当时在吕梁地委宣传部工作，老师一直以来都在关心着我的成长。我将自己的情况向老师汇报之后，老师告诉我，他曾经的同事目前是复刊不久的《吕梁通讯》（后来的《吕梁日报》）编辑部负责人，“你的文字水平应该是可以胜任报社工作的，我可以把你推荐给他们”。
按照老师的吩咐，我将刊登我作品的杂志以及一部分手稿（老师说应该让报社领导看看你写的如何）整理好备用。对于一个爱好写作的人，能够从事编辑和记者的工作，是梦寐以求的。
记得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我带着我的作品，在老师的带路下拜访了当时《吕梁通讯》编辑部负责人闫继尧（后来担任《吕梁日报》总编辑）、梁瑞林（不久即调离报社到另一个单位做领导）。两位领导翻阅了我的作品，询问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
之后，毕业离校不久，我收到了去《吕梁通讯》编辑部报道的通知，当时叫派遣证，派遣证上盖着吕梁地区人事局学生分配专用的红印章。
就这样，我的文学作品成为了我进入吕梁日报社大门，从事新闻工作的“敲门砖”。说是“敲门砖”似乎有些不恭，但实际情况的确如此—自从进入报社工作之后，我事实上就放弃了文学创作，而全身心地投入到报纸的采编工作之中。
我永远记得、并衷心感谢当时报社的两位领导闫继尧、梁瑞林。我感谢他们的信任和赏识，是他们认可了我这个素昧平生、所学专业与新闻工作距离很远的普通的青年。不能辜负他们的认可——这也是我一直努力、一生都在新闻工作这块土地上无怨无悔地耕耘的动力之一。
二、“近来又没说好话吧！”
到报社不久的一次采访，是随同总编室主任老霍去石楼县。石楼县地处吕梁地区西南，与临汾地区接壤。石楼原本就属临汾地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组建吕梁地区时划归吕梁。
老霍大名霍聚琳，晋东南人，操一口本地人听不太习惯的沁水土话，高个子、宽脸盘、剃寸头，人长得五大三粗，衣着也不讲究，不像舞文弄墨的记者，倒更像一个打短工的泥瓦匠师傅。我后来才知道，老霍在临汾工作时曾经做过县委办公室主任，是随一位非常赏识他的领导同志来到吕梁地区工作的，写大材料出身，笔头子很硬。
跟随这样一位资历很深、经历很广的记者采访，使我获益良多，归纳起来至少有两方面。其一，当记者要广交朋友，广结人脉。老霍曾在石楼工作过，从县里的领导到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感觉老霍都熟，见面拍肩膀、拉家常，距离一下就很近了，自然能够了解到很多情况。记得有一天是当时的石楼县委书记程汝林陪同我们去乡下采访，程书记也是晋南人，和老霍熟悉。采访的什么内容忘记了，只记得中午在一个村干部家里吃饭，一共有两大盆菜肴，一大盆炒鸡蛋，一大盆山药蛋豆腐粉条大烩菜，好吃。我们几个人盘腿坐在村干部家的热炕头上，边吃边聊。在后来的一些采访中，吃过的饭菜和接待的规格肯定要比这高出很多，但是很遗憾，都没有这一次的记忆深刻。
另外一个收获是，要从很多的采访线索和原材料中发现有用的东西，特别是要提炼出有针对性的问题，也就是新闻的主题。那一次的采访回来发了不少稿子，有一篇还刊发到了当时的《山西日报》第一版。但是由我执笔写出的用到的不多，都被霍主任无情地大笔一挥勾掉了，包括我认为是很好的句子和段落。都说编辑的基本功就是砍稿子、压文字，回过头来看，我还是很佩服老霍的无情之笔，经老霍一删一改，稿子果然简练明快了很多。
老霍当时大概五十岁左右，年龄比我们大出好多，但是老霍很乐意和年轻的同事打成一片。久而久之，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也就不知不觉地取消了他的长者待遇。老霍有口腔溃疡的老毛病，犯病时会吸溜嘴和流口水。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来一句调侃：“老霍，近来又没说好话吧？看看，老天爷又在惩罚你了！”这时，老霍会举起拳头，作出要挥拳打出的架势，然后大家哈哈大笑。
感觉大家的相处没什么计较，也没什么讲究，不论是领导还是普通工作人员，从社长老杜（杜志）、总编辑老闫（闫继尧）到一般的编辑、记者、校对人员，称呼中从来不带职务，年龄大一点的在姓前冠一老字，年轻的加一个小字，更多的是直呼其名，自然、简单。
三、“为一个逗号争论不休！”
报社那时设置有美术编辑的岗位，专门为文字稿件配插图、搞标题设计、以及点缀尾花装饰版面。美编李喜荣是从吕梁军分区来到报社的复转军人，其举止也颇有一点军人作派，一身中山装穿得按部就班，胸前口袋上经常别着两枝笔，头上的三七分头发一丝不苟。那时候，李喜荣年龄已经不小，还单身，正忙着找对象。这个家伙说话时经常会故作深思，“这个这个、那个那个”地吭哧半天，样子很可笑，于是大家会常常故意提出一个问题去引诱他，让他去“这个那个”一番。当李喜荣明白过来这是在给他挖一个坑时，往往会红了脸，用一口晋南腔调的普通话回击：“你们这些无聊的家伙，经常为一个逗号争论不休，有意思吗？”
的确，他说的不假，我们经常会为一个遣词造句冥思苦想，会为一个题目绞尽脑汁，也会为一个观点争论不休，从办公室争论到饭桌上，然后再回到办公室……
报社的老人应该都记得时任总编室副主任瞿克强，北京知识青年，是从吕梁食品公司选调来的，生的浓眉大眼，好争论，用左手写字。克强应该是在1987年左右知识青年大批返城时回到了北京，回京后在中国农机化报社工作。克强刚回到北京时和报社同仁还有联系，后来就渐渐的变少了。
回忆起来，与克强相处时间不算很长，但留下的印象颇为深刻。克强好酒，印象中那时的很多酒局都由他组织发起，所以周围总有一伙子人。酒桌上的克强长袖善舞，那一口地道的京腔也让他显得非常雄辩。克强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一个新闻记者应该具备的那种激情和热情。常常，他会举着一张报纸闯进来，上面登载着他认为的好稿子、好标题、甚至是好的版面，他要把这些推荐给大家，一起学习讨论一番。这些好东西有的是我们自己报纸刊发的，也有的是别的报纸刊登的（报社资料室会订有全国各地出版的很多报纸，供编辑记者翻阅参考）。一般地，这种学习讨论多半会在下午快下班时举行，我们会由此热烈地分析讨论，当然会意犹未尽，需要继续。于是，一场酒局也就顺理成章地构成了。这样的情况多了以后，那些对我们下班后不回家颇有意见的家属，指出我们的所谓讨论问题，只不过是要找个去喝酒的借口而已。仔细想来，此言还真有些一针见血，让人不太好驳斥。
2002年7月，我奉调告别了工作二十余年的吕梁日报社，来到了另外一个新闻单位——吕梁广播电视台。
若干年前，我曾应约为《吕梁记者》杂志的“吕梁新闻人”专栏撰写工作小传，现在我把这个小传的一部分摘抄到这里，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也算是自己数十年新闻工作的一点感受和体会，与诸位同仁分享：
从事新闻工作的几十年中，特别是前二十年在一线的采访写作，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些一直的坚守、坚持和不懈付出的人们。随着经历和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坚信，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中最可敬的、最值得赞美和书写的平凡的英雄。为奉献者奉献。也许正是这种东西潜在地滋润和感化着我，以至使自己能够无怨无悔地在新闻行业中悉心耕耘。
（作者系吕梁日报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