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柳林县柳林镇有这样一位调解“名医”，他叫董永红，人人都习惯称呼他为老董，无论是柴米油盐的家庭纠纷，还是疑难复杂的重特大纠纷，有问题找老董，在老董这里问题总能被一一“治愈”。今年63岁的他身体健壮、精神抖擞，在近十年的调解一线，他默默奉献，用自己独创的调解“处方”，不遗余力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了基层的稳定，用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和使命。

上门“问诊”

董永红作为贺昌村“三人民调”小组的创始人，现在又兼任“老董说事室”专职调解员，在日常工作中他不仅要调解村里的纠纷，还要调解领导指派和村委委托的纠纷。任劳任怨是他的工作态度，辛勤地奔赴在各个调解场所是他的工作常态。

“调解手法很多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大多靠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2020年，老董和三位调解员遇到一件棘手的案件，柳林镇泥木业社原是一个镇级集体企业，于1979年倒闭，职工自谋生路，流散市场。从1989年开始60余名职工开始上访要求得到经济补偿和解决养老问题，事情一直拖到去年还未解决。历时三十年的积案涉及的领域众多，问题千头万绪。老董接手后和三位调解员进行了一对一的上门回访，对存在的争议问题进行深入走访调查，亲临一线组织职工选出了组委会，同时邀请有资质的单位对厂区进行了评估和论证，耗时半年之久，最终为职工争取到了300余万元补偿款。职工冯海亮说：“老董把我们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办，每天忙的协调不夸张的说跑了不下上百次”。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原泥木业社厂长刘奴平给他送上了写有“精巧法调求和促稳”八个字的钛金牌匾。

精准“把脉”

在近十年的调解一线，他用自己独创的调解“处方”：拉家常式、调查走访式、说理劝导式、司法调解式、行政调解式、经济补偿式等十种自己特有的调解处方精准化解每一起纠纷。

2020年“老董说事室”接到一起五兄弟因赡养老人问题引发的家庭纠纷案，老董得知第一时间联系该村调委会主任了解基本情况，后又数次前往五兄弟家与其分别沟通，五兄弟并未因调解员的话而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感到愧疚，依然在不停地争吵，甚至恶语相对。经过耐心劝说不见效果董永红明白事情核心还是在房产的问题上，立即选择变化策略，用法律条款和讲亲情相结合方式进行规劝、说服，并给出了分房意见。“公说公有理，这处理家庭纠纷就得不偏不倚尤其涉及到财产分割但是也得考虑感情问题”老董说。最终，在老董的协调下兄弟五人冰释前嫌，当晚签署了赡养老人及房产分割的协议。“我就是百姓的出气筒，他们越是发脾气，我就越能从中发现蛛丝马迹，调解的时候也就能找准问题核心”董永红说。

对症下“药”

“老闫,娘家人来了,咱回去解决吧”一句娘家人让贺昌村81岁的老人闫光录至今感激不已。2017年闫光录和邻居王某的口腔医院因楼顶加层发生了严重纠纷。王某认为闫光录在楼顶加层会导致自己房屋受损故阻止其加盖，纠纷持续一年之久。为了维权闫光录夫妇躺在王某口腔医院大厅,“当时阵仗大，防暴大队人员围住医院,拉上警戒线,围观群众很多,双方僵持谁劝都不听。”董永红脑子里浮现的第一念头是：赶紧将当事人双方带离事发地，再僵持下去事态会严重。为避免事态扩大，董永红叫防暴队先撤离，疏散了围观群众后他自己坐在地上语重心长的劝慰闫光录。

“自己的态度、立场和言语很关键，该厉声制止就要提高声调，该及时表明自身的态度就要在调解第一时间表明自己是来帮助受害者解决问题，赢得当事人的信任最关键”老董说。经过折中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调解结束后,董永红又陪同老人闫光录上门和王某进行了解释和道歉,双方握手言和。“两家的主要问题不是简单加盖楼层的问题，早几年邻里相处就有矛盾，老董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调解不留后遗症，后续工作太关键不能忽视”。

10余年来，董永红与其他调解人员一起调解了大大小小的矛盾纠纷700余起。没有一起因调解不力而转化为刑事案件或群体性事件。成功防止了十余起群体性上访案件。董永红也因此获得了“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市优秀共产党员”、“市劳动模范”、“市模范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