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春生

在第10个国家宪法日之际，怀着渴望之情，我和友人一行四人，拜谒了仰慕已久的新中国宪法研究起草地—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简称“中央法研委”）旧址，它位于吕梁市临县城东两公里的临泉镇后甘泉村。从太原出发，驱车沿着青银高速公路向西行驶，约2.5小时就来到了后甘泉村。

到达后甘泉村村民委员会院内时，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布置和完善宪法宣誓广场。与临县司法局有关领导同志和后甘泉村党支部书记简单寒暄后，宾主双方便直奔主题，由东道主介绍起中央法研委在后甘泉村起草宪法的情况。在新中国宪法起草资料陈列室，那一幅幅珍贵的图片，一段段简短的文字，把我们带入新中国成立前夜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个鲜为人知看不见的战线。

1946年6月，中央书记处决定在边区宪法研究会基础上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简称“中央法研委”），由林伯渠、徐特立、王明、谢觉哉、陈伯达、张曙时、李木庵、刘景范、黄松龄、马锡五、廖鲁言、黄觉民12名委员组成，并以谢觉哉为主任委员，王定国任党支部书记。法研委内部设宪法组和法制组，王明任宪法组组长，陈瑾昆任法律组组长，共100多人。

1947年1月，中央成立由王明担任主任，谢觉哉任副主任的法制委员会（简称“中央法制委”），由吴玉章、李木庵等组成。同年2月，中央责成起草新民主主义宪法草案，供拟召开的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会讨论。

1947年3月，中共中央面对胡宗南34个旅25万人的重点进攻，决定主动撤出延安。1947年3月7日，谢觉哉等中央法研委、中央法制委人员从延安杨家岭出发，向黄河东岸的山西省吕梁山转移。经过16天艰难的长途跋涉，于3月22日来到了临县后甘泉村。之后，吴玉章、陈瑾昆等也来到了后甘泉村。在这里，中央法研委、中央法制委别称“中央后委七大队”，对外代名“联大工学队”。

宪法起草过程中，始终得到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作出指示，要求起草宪法要注重时代性、阶级性与群众性。起草组多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谢觉哉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我们发誓努力做好立法工作，以迎接你所指挥的伟大的中国解放的胜利！”毛泽东指示，宪法必须请边区同志多研究，多提意见，成为边区自己的东西，要冒出泉水才有用，泼的水是无用的。外来同志尽泼水之力是需要的，但必待它自己冒出泉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习仲勋主持西北局会议对宪法草案及宪法报告进行多次讨论，并根据讨论意见，由谢老主持进行了六次大的修改。

宪法起草过程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中国特色等立法原则。谢觉哉在日记中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将宪法学中国化的主张：“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苏联法系，初颇景仰苏宪，后又接近英美，最后决定我们是写边区的，写中国的边区宪法，不学英美，也不学苏联。人类生活发展规律，我国和外国有许多相似，因此，研究外国宪法对我们有帮助，不吸收他们的经验，限制自己在小的时空圈子里，不能写出合适的宪法。但我们是写自己的宪法，要句句是自己的。”谢觉哉强调，法源在人民，在人民新的秩序中。人民对于新的秩序、新的法律要求，已经是现实，制法已成为必需和可能。

宪法起草过程中，还坚持了守正创新。谢觉哉要求：“新法律，不只内容要冲破旧的范围，而且形式也不能为旧的形式所拘束，要使广大人民能了解。”谢觉哉说：“抄袭模仿不能免，参考参考、模仿模仿，但绝不顶事。凡是抄的，外国的，总不尽合于中国及边区情形。”他还说：“专家的意见要尊重，因为专家晓得我们所不晓得的东西。但不是听了就得修改，而要去研究其来源及是否合乎实际。”

宪法起草组的同志们年事已高，年龄均在六旬以上，但仍然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如饥似渴地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和政治理论，始终以旺盛的精力，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投入到草宪工作中。他们还坚持民主辩论原则，“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相互批评很厉害。”

谢觉哉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在后甘泉村起草宪法的情况。谢觉哉、李木庵、钱来苏等同志在后甘泉村创作的诗，也真实、形象地再现了草宪工作的场景，以及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谢觉哉在《甘泉即事》中写道：“十老年逾六百秋，共编大法共研修。王充思远能精进，谢傅情闲未敏求。”李木庵在《甘泉制宪》中写道：“望制宪如岁望秋，思惟迹象利交修。”“宪草辉煌铁血影，立场坚定敌顽惊。”钱来苏在《甘泉民宪》中写道：“甘泉宫草宪初开，薄海欢腾举贺杯。民族联盟平等处，人权保障自由回。五千年史除专制，四百兆民做总裁。更喜当时王谢燕，从今飞入白门来。”

立法工作者在后甘泉村先后起草了后甘泉初期宪草初稿和后甘泉后期宪草初稿，以及《民法》《刑法》《土地法》等法律草案，并研究新民主主义法律问题。后因诸多原因，该草案未能最终定稿。但是，它为后来起草、制定新中国宪法提供了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人才知识储备，以及一定的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

1948年3月24日，中央法研委、中央法制委人员离开后甘泉村向河北省转移。3月30日，谢觉哉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作《别甘泉》诗一首：

不是桃源别有天，依依桐柳护甘泉。

临城古戍湫河曲，许作行窝恰一年。

檐前会议胜天壇，战绩民情抵掌间。

事实思维求一致，几回争辩几回删。

经验还需学理俱，先为批判后乘除。

老知不足缘临事，相约朝朝补读书。

赖有当前事实师，请来评定意纷歧。

复查学习经三月，始悔无端路走之。

东道主陪同我们来到中央法研委旧址。中央法研委旧址位于村中央北街，后甘泉泉源北部约百余米处路西的一个东西长、南北窄，占地面积约三百余平方米的院内。院内正房是5孔高大宽畅的露天明柱廊檐石头窑洞。该窑洞虽历经八九十年风雨侵蚀，也没有多少维修，但仍然显示出其结实、厚重、大气的“傲骨”。当年，中央研法委成员大部分就住在这几孔窑洞里，当然，这里也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场所。院子南部是5间极普通的平房，因该院子坡度较陡，房屋主人沿着院的南墙外根基，面朝南（街外）建了5孔正北石头窑洞，在窑洞顶上又建了5间面朝北（南房）的平房。这样，该院落的南部实际上有5孔窑和5间平房。院子的东部是两间马厩，西部有一间房屋，该屋子内有防空洞，可以通往村外的山坡上。院子的大门在东南角，坐西面东，砖揎拱形结构。当年在大门上方还有一层阁楼，现已毁。

当年，院子的主人是财主薛兰元。在中央法研委进驻之前，房子已使用了有10年的时间。解放后，院子的主人几经更迭，现在正房的5孔窑洞分别为3户农家所有，但并未有人居住。“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旧址”的标牌就悬挂在窑洞的廊檐下。

后甘泉村中央法研委旧址神秘的面纱正逐渐掀开。2019年12月，由山西省司法厅选送、吕梁市临县司法局制作的微视频作品《甘泉》，从全国1.7万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第三届全国“我与宪法”微视频征集活动一等奖。2022年12月30日，吕梁市人民政府将“后甘泉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旧址”公布为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批批来访者、拜谒者和红色粉丝从各地纷至沓来。

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我们肃然走出中央法研委旧址大门，向坡下的后甘泉泉源缓缓走去。在石墙、石壁、石阶、水泥包浆的呵护下，当年曾经哺育村民和立法工作者的后甘泉水，从石凿的龙口汹涌喷出，飞溅起雪白的浪花，洒落在渠中向南流去，汇入前方奔腾不息的湫水河。我用手掬着喝了一口从龙口涌出的泉水，细细品尝，甘甜、绵厚之感顿入肺腑。甘泉！果然名不虚传。

返程路上，老一辈立法工作者在昏暗的油灯下字斟句酌，在高大的窑洞廊檐下朗声争辩的场景，不断萦绕在我的脑海。那甘甜绵厚、汩汩不息的后甘泉水，依然口齿留香。甘泉草宪，是草宪为民、立宪为民的典范，草宪为了人民，立宪保障民生，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后甘泉，不就是新中国制宪取之不竭的源泉吗？

（作者系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退休干部，原省纪委驻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纪检组原组长。曾长期在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山西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从事政府法制工作，任法规处处长、经济立法处处长、经济法规处处长、行政执法监督处处长、秘书行政处处长、主任助理等职务。长期讲授宪法，并撰写《增强宪法观念 提高宪法意识》《强化公民宪法意识的途径》《大力培育和营造宪法文化》《朗读是学习宣传宪法的好形式》等文章，在有关报刊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