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姨是医生，还是护士，至今，我不清楚。父亲只是在我们生病时，对我们说：走，找你胖姨去。但，我们见了胖姨，却从不敢叫她胖姨。当然，父亲也没让我们称她“某某医生”或“某某护士”，好像就应该叫胖姨。

胖姨的工作单位是二轻系统职工医院，父亲的单位是二轻系统印刷厂，故，他们自然很熟悉。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职工医院在二轻局斜对面的一个土坡下面，从大街上，看不到医院的大门，只有从大路上拐进去，才能看到坡底下，有个小院，几间房子，那就是职工医院，胖姨就在那里上班。胖姨，当然是长的特别胖。大大的椭圆脑袋，胖嘟嘟的脸蛋，两只笑眯眯的眼睛，深嵌在脸上。每次见她，总能看见一件白色的工作服，紧紧地绑在胖姨的身上。父亲领着我们弟兄三个去职工医院，一进门，胖姨就迎了上来，摸摸我们的脑袋，捏捏我们的小手手，或说，又长胖了。或说，看多亲。之后，就给父亲倒上一搪瓷缸水喝。那时，我们就在房子里转来转去。一会看看那个像铝饭盒一样的消毒盒，里面放着一些酒精棉花，还有注射器上用的针头；一会看看那些装着药品的盒子、小瓶。房子里的小铁炉子上，总是坐着一壶水，水开了后，胖姨就把一些纱布，放在一个盒子里，用滚烫的开水冲泡，然后，用一个镊子，翻来翻去，这也就是消毒了。如果有病人进来打针，胖姨就先停下和父亲说话，等那人爬在一张小床上，扯下裤子，露出屁股后，胖姨就先把要打的针剂，用一个扣子大小的小砂轮，在上面转一圈，针剂就被锯开了。只听“呼”的一声，胖姨就用手，把那个针剂掰开，接着，从那个消毒盒里，用镊子取出一支针头，稳在一个玻璃针管上，然后就把针头塞进那个锯开的针剂里，抽出其中的药水，如果还需配别的药粉，就还得再把抽出的针剂，注射进药粉里，慢慢摇匀后，便可抽出来用了。那时，我们就悄悄地站在一旁，睁大两只眼睛，看胖姨打针。此时，胖姨就举着针管，挪步走向那个小床。只见她用一块小酒精棉球，在那人屁股上一擦，然后，就把针扎了进去。之后，胖姨就一边慢慢推着针管里的液体，一边与父亲聊天。这一切看起来，很轻松。不过，我们看了，还是觉得很怕，那只针扎到那人的屁股上时，我们都咬紧了牙，闭上了眼睛。这些当然父亲和胖姨，都看在眼里，他们只是相视一笑。

在我们眼里，胖姨一方面常常总是笑眯眯的，那么和蔼可亲；另一方面，我们又怕胖姨，怕她给我们打针。有时候，大冬天，我们不戴帽子，就跑到院子里玩，或衣服穿得少，就和小朋友们在外面玩，父亲便会训斥：感冒发烧了，就到胖姨那里打针。我们一听就心里害怕，赶快就返回屋里，戴上帽子，穿上厚衣服。那时候，胖姨仿佛就是父亲手中的一根教鞭棍。就像黑夜里，说毛狼来了一样，恐吓。我们对胖姨记忆深，是因为她在我们小的时候，给我们打过很多次针。很小的时候打针，我们不像那个打针的大人，躺在床上，拉下裤子。而是，由父亲抱着，爬在父亲的大腿上，闭上眼睛，双手抓住父亲的衣襟。这时，父亲就一边说：不怕呵，你胖姨给你打，不疼，一点也不疼，就像在屁股上，捉个小虫子。一边就扯下我们的裤子，露出屁股。此刻，我们爬在父亲的大腿上，就能听到胖姨在那个消毒盒里，翻动棉球、针头，还能听到她用小砂轮锯针剂的“沙沙”声。我们闭着眼睛，在黑暗中，想象着胖姨，一定正举着那个长长的针管，挪步到我们跟前，然后，把那个长针，扎进我们的屁股，我们就开始咬牙，双手就抓的父亲更紧。而过了一会儿，胖姨也没给打，只是听到她与父亲又说又笑，聊得挺欢。就在我们放松警惕时，忽然，就觉得屁股上，一股凉意，胖姨就对我们说：完了，打完了，不疼吧。还有的时候，胖姨要打针时，就先用嘴在我们屁股上吹一下，或用手捏一下屁股上的肉，然后，倏忽就把针扎了进去。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针就打完了。那时，胖姨就会笑眯眯地问我们：是不是像捉了一个虫子，一点也不疼吧。此后，我们到胖姨那里打针，就再也不害怕了。而后来，我想，胖姨那是在做一种心理暗示，在缓解我们的紧张感，在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除了打针，有时候，一些头疼感冒的药，胖姨也能告诉父亲，父亲就买几粒，让我们吃。所以，我们一直就不知道胖姨是医生，还是护士。在我们眼里，她就是穿白大褂的胖姨。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坡坡底下的职工医院，早已被拆除，盖起了商品楼。胖姨也一定很老很老了，或者就不在人世了。但，我们弟兄三人，一说到小时候，胖姨给打针，眼前就会出现一个笑眯眯的胖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