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齐岁月
于成龙少年时代，曾经在永宁城西二十里的安国寺刻苦攻读。
其孙于准在《重修安国寺碑记》中说：
先大父清端公未达时，厌城市之嚣，沙霾之蔽，尝读书寺之东楼，与浮屠纯天者为方外交。纯天虽奉慈氏法，颇通子墨，清端公故喜与之游。
在《重修安国寺记》中也说了类似的话：
先王父清端公为诸生日，苦志静修，尝下帷于僧舍东楼。时寺僧纯天者参禅而通儒，与先王父朝夕谈心，遂称为方外交云。
于成龙读书时住的房子，后世称为“于成龙读书楼”，现在还有遗存。当时，安国寺的住持法名性善，号纯天，是位儒佛兼通、善于作诗的风雅和尚，《永宁州志》有他的传记和诗作。他在生活上、学问上给了于成龙很多照顾，两人相处得很好。于成龙在寺中，除了刻苦攻读儒家经史，积极地准备科举，也翻阅了很多佛教经典，吸收了佛教文化知识。寺院中的晨钟暮鼓，清净素斋，也让富家出身的于成龙得到了一种全新的体验，为日后的俭朴生活打下了基础。
于成龙在安国寺，还有一次奇特的经历。睡梦之中，梦到佛菩萨或者仙人，赏给他一朵“优钵罗花”，让他吃了下去，他在梦中还为此吟出一句诗来：“仙人赐我钵罗花。”梦醒之后，他把这种奇特体验讲给纯天和尚。纯天在藏经中查阅了半天，发现所谓的“优钵罗花”，就是佛经中经常出现的“优昙花”三千年一开。这种有宗教意味的奇特经历，无疑给了于成龙一些暗示和鼓励，让他珍重自己的人生，努力去做一番不平凡的事业。四十多年后，功成名就的于成龙回忆起这件奇事，还专门写了一首七律：
优昙曾记梦中餐，山寺日高柏水寒。
云绕佛龛常五色，香飘精舍比芝兰。
生平未识金银气，偶尔轻抛麋鹿滩。
四十年来魔障尽，好教拂袖紫霞端。
吕梁市作协副主席、方山县政协原主席、《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传》作者林祥也曾整理过于公小时候的两个故事，情节真伪不说，侧面说明了于成龙的聪明机智。
巧对方丈
于成龙小时聪明伶俐，8岁就能吟诗作对。父母因家贫请不起教书先生，便投亲托友，将他送到离家40多里的安国寺求学。这天，于成龙进寺面谒师父。寺内方丈，法名悟道，见于成龙来便拿腔弄调地责怪道：“衣冠不整，礼教不通，难登大雅之堂!”于成龙随口答道：“家道不富，小节不拘，只图治学之举。”悟道见他出语冲撞，心中愈加不悦，语含嘲讽，厉声说道：“心中顽童，只恐难以成龙反成犬！”于成龙受了侮辱，不由火起，针锋相对，脱口而出：“寺内方丈，就怕生来悟（无）道又无才！”悟道听罢，满面羞惭，无言以对，从此将于成龙收为弟子，悉心传教。
智斗窑主
于成龙在安国寺治学六年，学得满腹经纶，意欲涉足政界，报效国家，谁知几进考场，屡试不第，十分愁闷。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永宁州久旱不雨，赤地千里，饥民云集，饿殍遍野。为养家糊口，已逾而立之年的于成龙只得到乡绅刘立之开办的煤窑去挖煤。这就是后来人说的“贵人遭磨难，于成龙砍了炭”。刘立之靠煤窑起家，赚得农资万贯，对挖煤工却甚是刻薄。于成龙和伙伴们辛苦一年，每人赚得二十四两银子，还被刘立之七除八扣，只剩半数左右。众人请于成龙去要工钱。于成龙来到刘立之府上，刘立之冷笑一声说：“你能按我的要求办到两件事，我就将工钱如数发放！”于成龙问哪两件事。刘立之说：“第一件，你把这块黑炭拿到水里洗成白的。”于成龙不慌不忙地从地上捡起一块白马牙石说：“刘窑主，只要你能将这块白马牙石洗成黑的，我就能把黑炭洗成白色！”刘立之目瞪口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怔了半晌才说：“第一件算便宜了你。第二件，限你两天之内把炭窑里的积水都排出去。”于成龙一听，转身就走。第二天，他找到刘立之说：“窑里的水已排出，请窑主跟我进去观看。”那刘立之平日只靠剥削窑工，却不曾进过煤窑，只得硬着头皮跟于成龙走进巷道。谁知越走越黑，只觉得冷风飕飕，不由得毛骨悚然，再也不敢走了。他掉转身说：“于成龙呀,你的工钱我如数给你，咱就不用进去了吧！”于成龙说：“不行，你得把所有挖煤工的工钱全部付清！”刘立之无可奈何，只得依允。
谒选出山
崇祯十二年是乡试年。乡试一般在八月举行，称为“秋闱”。考一等的于成龙在这一年获得了乡试资格，根据惯例，他提前几个月就赶到太原府，先安顿下来，适应生活。然后拜访名师，结交文友，揣摩科场风气，抓紧复习功课。他后来有一批多年相交的好朋友，比如交城县的张奋云，稷山县的武祗公式，另外有荆雪涛、时泽普等等，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认识的。
到了秋高气爽的八月，大家进入贡院参加考试。考毕发榜，年轻的于成龙没有中举，但成绩也很不俗，中了一个“副榜”。
我们解释一下所谓的“副榜”。
乡试正榜取中的，名曰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当时，每个省取中的举人有限额，各省限额不同，山西省是90名。一般每30名秀才，能中一名举人，所以当时参加山西乡试的秀才有2700人左右。
举人，俗称为孝廉，已经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同时可以到京城参加会试。会试取中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贡士再参加殿试，殿试取中名为进士，前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及第，就算具备当时读书人的最高做官资格了。
乡试的“副榜”，始于明朝嘉靖年间，本来只是一种鼓励措施，说明虽然没有中举，但成绩很出色。也可以称为“候补举人”，如果“正榜”出了问题，就可以立即从“副榜”里补充。名额也有限制，大约每取五名举人，则取一名“副榜”。于成龙参加乡试的这一年，山西省得中“副榜”的秀才，也就18名左右。年纪轻轻的于成龙，第一次参加乡试，就在近3000人中，考进了100名上下，所以说成绩很不俗，能够证明他是一位聪明颖悟、才华横溢的优等生。“副榜”还有一个好处，可以不必再经过“科考”的选拔，直接参加下一科的乡试。
顺治十三 .（公元1656年） .年，于成龙40岁了。这一年，他以“副榜贡生”的身份，到北京去了一趟，参加吏部的考试，获得了一个“候补知县”的新资格。这次行动，可能是出于官府的督促，可能是出于老父亲的命令，也可能是于成龙积极主动去的。但父亲于时煌太老了，于成龙暂时不想补缺上任，便回乡继续侍奉父亲，为父亲养老送终。到顺治十五年，于时煌病故，于成龙因为要给父亲守孝三年，还是没有急着出去做官。他有一首五言古诗《老女吟》，收录在其《诗集》的第一篇。这首诗表面上是用同情怜悯的口吻描写一位过龄未嫁的老姑娘，但实际上寄托了于成龙自己中年未仕的身世之感。
清顺治十八（公元1661年）年春天，守孝三年完毕的于成龙，以“候补知县”的身份，到北京参加吏部掣签，正式进入仕途。这年他45岁。
所谓的吏部掣签，也就是通过抽签方式，决定到哪个省任职。于成龙的运气差极了，抽了一个“下下签”，被分配到刚刚纳入清朝版图的广西。广西，当时习惯上称为粤西，是一个极其偏远的烟瘴之地，又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险恶之地。去那里做官，和充军发配差不多，和送死差不多。于成龙自己也觉得确实挺倒霉挺丧气的，后来他在《治罗自纪》中回忆当时的情形：
亲者不以为亲，友者不以为友，行李萧条，自觉面目可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