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流传的于成龙故事中，有一个系列是精彩的判案故事。在这批故事中，大清官于成龙不仅巧妙处理疑难官司，还撰写了大量风趣幽默的判词，展示了他执法如山和仁政亲民的独特形象。下面我们介绍几则流传较广的故事。
罗城民间素有械斗风气，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汉人的不同家族之间，为了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便会酿成几个家族、几代人之间的仇恨，打打杀杀，无休无止。历代官府，对此既管不了，也不敢管，只能听之任之，由民间自己解决，解决不了就继续打下去。
于成龙上任后，屡次明令禁止民间械斗，老百姓虽然肯听于成龙的话，但械斗风气并不是几张告示就能彻底禁止了的。终于有一天，爆发了赵、廖两家的大械斗，双方为了争五亩地，已经斗了多年，这次双方都倾巢出动，大打了一回。结果是，赵家死了38人，廖家死了47人，赵家有72家的房屋被焚毁。折算一下，是廖家暂时获胜。赵家吃了亏，便跑到衙门告状，请求于成龙主持公道。
于成龙一看，嗬！罗城县才多少人口啊，你们一打，就打死了近百号人！罗城县才多少房屋啊，你们一烧，就烧了七十二家的房屋！这可是个典型案例，正好借此杀一杀罗城的械斗风气。他把涉案双方的人都叫到县衙，其他无关的罗城百姓也来了很多，观看知县大人断案。
于成龙仔细研究案情后，用“判词”的形式发表了精彩而严肃的长篇大论，以此教育百姓。我们不妨用白话阐述这篇“判词”：
械斗这种恶习，是犯王法，伤和气，天理不容，人神共愤的罪恶。本县上任以来，曾经几次贴出告示，明令禁止械斗。又担心百姓们不能悔改，于每月初一十五，召集各乡各村的父老，当面告诫劝谕，希望能够消除械斗，挽救罗城县的不良风气。谁知道，本县虽然费尽唇舌，但大家都听不进去，改悔不了。最近又发生了赵、廖两家的大型械斗，死伤众多，损失严重。这都是因为本县诚信不够，威望不够，不能很好地感化百姓，才导致了这么一种结果。
今天，我再一次告诫你们，天下的各种事情，都应该讲道理，用公平的道理来调解矛盾，化解纠纷。如果道理讲不通，那就应该诉诸法律，让官府用朝廷的王法来替你们评判。使用法律已经不算是上策，更何况是使用暴力呢？如果暴力最终能够解决问题，那也行啊，可是暴力解决不了，最后还得使用法律，使用道理来公平解决。就以本案为例，暴力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严重化了，这是何苦来呢？所以说，械斗是天下最笨拙的人使用的办法，聪明人是不这么干的。
我们再说说本案，赵、廖两家相争的，不过是五亩大的一块土地。以每亩二十千钱计算，五亩不过是一百千钱。两家如果有诚意，何妨好好商量，或者分开耕种，或者合伙耕种，为什么要出此下策，大打出手呢？如果你们自己解决不了，那就让官府来解决，即使一方败诉，损失也不过是一百千钱，算什么大事呢？现在你们不愿意讲理，也不愿意打官司，自己用械斗方式来解决，结果赵家死了38人，廖家死了47人，加起来是85人。人的生命这么宝贵，把它赔给价值一百千钱的土地，这得失利害怎么算呢？值不值呢？不用本县替你们算，你们一定会恍然大悟的。又烧了赵家72家的房屋，这72家的财产与一百千钱的土地相比，得失利害又怎么算呢？如果你们十天前来找本县投诉，那么这85个人就不必死，72家的房屋就不必烧了。你们仔细想一想，痛苦不痛苦？后悔不后悔？本县给你们讲这些话，都难受得伤心流泪啊。
现在说说本案的判决。如果按照法律来严惩凶手，那么至少应该再杀赵家47人，廖家38人。你们要知道，两者不能相抵，甲杀了乙，按律应该杀甲，丙杀了丁，按律应该杀丙，不能以各死一人结案。现在赵家的死者，不一定全是廖家的死者杀的，廖家的死者，也不一定全是赵家的死者杀的，按法律应该各算各的罪。现在本县仁义为怀，不忍心在大难之后，又杀赵、廖两家几十口人，把全村变成废墟，使两姓断绝后代。必须法外从宽，将胁从犯罪的大多数人免予追究，只将赵姓族长赵君芍、赵翰生，廖姓族长廖桂穆、廖顺成按律斩首，以示警告。另外，廖家死亡虽多，但房产没有损失；赵家房产被焚，全村化为灰烬，死者则较少，双方算是扯平了。那块荒地，是械斗的起源，两家都不能购买，由官府变价发卖给外姓，隔断两家，永免争执……
最后，于成龙再次告诫教育了一番，让现场的老百姓全都领
了械斗的害处。不久，血淋淋的四颗人头悬挂高杆，形成震慑。别的大户人家，哪里还敢再发动械斗！
笔者阅读这则“判词”，感叹良久。于成龙名为轻判，实为重判，说是重判，又算是轻判，这中间的权谋机智，确实是厉害得很。按大清法律，这次算判得极轻；按罗城官府旧例，又算判得极重。而且，砍的全是族长的脑袋，丝毫没有姑息，颇有古良吏“诛豪强”的遗风。
在封建时代，寡妇守节的积极意义是抚养孤儿，维护家产。某些不法之徒逼迫寡妇改嫁，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谋夺家产。寡妇是当时的弱势群体，需要家族、邻里乃至官府的保护照应。
罗城县发生了一宗小案子，寡妇沈宗氏的九岁儿子跑到邻居江峰青家里玩耍，打了江峰青七岁的儿子。事后，沈宗氏一面责打儿子，一面上门赔礼。但江峰青不依不饶，小题大做，非要告到官府，让沈宗氏赔偿他儿子的医药费。
这件事，本来就是沈宗氏理短，谁让你儿子打了人家儿子呢？适当赔偿少量医药费，也是说得过去的。但于成龙不这么看问题，他认为小孩打架，家长们各自管教孩子也就是了。江峰青这样大闹，分明是大男子仗势欺负寡妇，其心可诛。
他在判词中说：“江峰青所谓的延医调治，说白了就是讹诈医药费。沈宗氏是个寡妇，含辛茹苦，抚孤守节。你一个堂堂男子，做她的邻居，就应该尊敬她，佩服她，周济她的困难，原谅她的过失。你反而觉得孤儿寡母好欺负，你还有人心吗？本县是相信天道的，知道你将来免不了恶报，老婆孩子会沦落为寡妇孤儿。你儿子如果真的有伤，限三日内抬到县衙检验，由本县出钱给你儿子治伤，你不能再向沈家索要一丝半点。如果无伤，就从此了事，不许争论。如果再要胡搅蛮缠，强词夺理，本县就把你抓起来惩办，以此警告那些欺凌孤寡的恶徒。你不要觉得本县存心厚道，就以身试法。”
从这篇判词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于成龙的思想习惯，爱用因果报应观念来教育人。
罗城县生员严从龙控告县衙书吏胡安之欺诈百姓，并指责于成龙“养奸宿蠹”。
面对百姓的指责，于成龙既没有恼羞成怒，也没有包庇下属，而是用自责忏悔的态度，依法处理了此案，给了严从龙满意的答复。
他在批示中说：“如果不是你仗义执言，本县就会终身受到坏人的蒙蔽。本县去年到罗城上任，身边缺少能干的人才。只有胡安之周详安稳，谨慎勤劳，在众胥吏中鹤立鸡群，表现出色。本县因此信任他，把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办。又见他办事认真，毫不苟且，矢勤矢慎，于是更加信任。没想到胡安之这些出色表现，原本就是要骗取本县信任的。先取得本县的信任，然后肆无忌惮地祸害百姓。本县读书多年，竟不能看透这个玄机，如果不是你来控告，至今还受蒙蔽……现在已秘密派人将胥吏胡安之拘押审办，特此通知你。”
这个案例的最终结果我们今天不得而知，到底是胡安之犯法，还是严从龙诬告，记载并不明确。在明清时代，衙门胥吏蒙骗长官、欺压百姓是常见现象，恶劣生员包揽词讼、挟制官府，也并不鲜见。谁是谁非在这个案例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于成龙的为官态度。自己有了错误，敢于承认改正，下属有了错误，也敢于严肃处理，并不包庇、维护官府面子。
我们都知道一句俗话：“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话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有家规，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滥用私刑。在朝代更迭，中央政府统治力量薄弱时，地方上的豪强大户往往会拥兵自卫，自行号令。从积极方面讲，能够保一方平安，从消极方面讲，就会滥用私刑，形成一定的黑恶势力，削弱官府的统治。
罗城县当时普遍存在这种情况，经过于成龙的一番整治，地方治安好转，民间的各种力量都俯首帖耳，开始当太平百姓。但大户人家藐视国法，自行其是，仍然是社会上的一种隐患。这些人家号称“总戎”“侯伯”，都挂着朝廷的武职官衔，一向就比较强横。于成龙说：“今威令已行，民知礼仪，此曹不悛，终不可为治。”
不久，有一家黄姓大户，犯到了于成龙手里，被于成龙抓了典型。事情是这样的，黄大户家一个年轻的家僮，违反了家规，大户先将家僮打了个半死，然后让人押着送到县衙，说明违规缘由，要求于成龙做主，将家僮斩首正法。我们在看影视剧乃至小说时，常会遇到这样的情节。大户人家对待下人，最严厉的威胁就是绑起来送官法办，好像官府是他们家的。
于成龙自然不吃黄大户这一套：“你把人都打得半死了，还送到我这里做什么？该不该斩首正法，岂是你这土豪劣绅能够做主的？”他仔细审问，了解到家僮犯的只是轻微过失，按律最多杖责一顿，并不是死罪。黄大户私自用刑，却也犯了王法，不能不追究。
于成龙拍案而起：“你把家僮押送到官府，说明你懂得朝廷法律。但你擅自动刑，杖责家僮，却犯了‘藐视官法’的罪。”下令将黄大户责打三十棍。黄大户连忙磕头告罪，请求宽恕。最后打了多少不得而知，但此举无疑为罗城的广大穷人出了一口恶气，知道官府是讲天理讲法律的，并不是和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伙穿一条裤子。
械斗杀人
寡妇受欺
胥吏害民
豪家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