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面情面
一般来说，清官都是“铁面无私”的，但中国偏偏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能够没有“情面”。于成龙呢，一方面努力做到“铁面”，另一方面也努力想讲“情面”。《从好录》就记载了这么几个故事。
在歧亭的时候，曾经有一位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远道来访。此人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那位仗义疏财、家道中落的“社友”。当初大家热情结社，以文会友，这位朋友仗着家里有钱，帮完这个帮那个，最后把自己家里那点钱给散完了。后来，社友们纷纷出仕做官，这位朋友也算是苦尽甘来，慨然接受朋友们的丰厚回报。这次，他来到歧亭，一方面是看望于成龙，另一方面是有私事要请托。于成龙是穷官，不可能赠给他大笔银子，但帮他办点事总可以吧？
于成龙见到老朋友，非常开心。虽然没有好酒好菜，但热情招待是必需的。喝完了酒，两人免不了还要促膝谈心，联床夜话，诉尽平生之情。但朋友一旦把话题向私情私事上引，于成龙马上就严肃起来，不是说“上帝临汝”，就是说“天监在兹”，意思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老天爷在上边看着，阎王爷在下边管着，还有什么“因果报应”“天理良心”……
结果，朋友想托付于成龙的私事，硬是没有机会说出来。朋友临走的时候，于成龙翻箱倒柜，东挪西借，凑了几两银子给朋友拿上。这朋友，估计只能是摇头叹息，拿于成龙一点办法也没有。朋友走了，于成龙却欠下饥荒，得饿几天肚子了。
另一件事：
某官宦人家的仆人，拔了别人田里的豆子，田主据理力争，这仆人又动手打了人。双方闹腾起来，告到了于成龙的官衙。这仆人知道于成龙和他家主人是好朋友，就领着家主一起来打官司。
于成龙说：“拔豆子虽然是件小事，但很多违法犯罪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的。不能不教训他一次。”说完，就命差役把这仆人拉下去打板子。打完之后，方和这家主人叙朋友交情，饮酒论诗，极尽风雅。
这人一大家子叔伯弟兄都是做官的，本人又与于成龙交好，但碰上于成龙这么个古怪朋友，他有什么办法？
署理武昌
康熙十三年，于成龙虚岁五十八，可以称是年近花甲，完全算个老年人了。这一年，他最忙、最累、最委屈，也最光荣。《于清端公政书》这一年的记载也最丰富，很多事件都有具体的日期。
二月，他完成“入觐”任务，长途跋涉，从北京回到黄州。三月初，接到巡抚张朝珍的命令，调往武昌，“署理”武昌知府，办理军需事务。三月九日，他从黄州赶到武昌，履任新职。过了不久，吏部下了调令，升于成龙为福建省建宁府知府，巡抚张朝珍上报朝廷，要求就近改任于成龙为武昌知府。
每年四月，是清廷规定的征收赋税期限。武昌各县靠近战场，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战争。这年的赋税，是应该“开征”，还是“缓征”，湖广省的官员们有不同意见。于成龙是主张“缓征”的，他写了一篇《为武昌各属请缓征详》，介绍了蒲圻、嘉鱼、通城、咸宁、崇阳、大冶、兴国、武昌、通山、江夏等州县百姓流离失所、惊恐不定、无力务农的情况，表示征收实有困难，不如照旧“缓征”。
于成龙的这个建议是十分明智的。如果“开征”，最苦恼的是各地百姓，而最劳累的是各级官员。百姓没有收成，自然也没有钱粮可缴，逼急了就都投奔吴三桂去了。官员们的头等大事是办理军需，如果都跑去催征赋税，耽误了军需大事，那是要丢官掉脑袋的。如果“缓征”，既能安抚百姓，又能让官员们专心办理军需。所欠钱粮，可以在太平后补缴，或者向朝廷申请“蠲免”。
于成龙还写过一篇《请复临湘驿站详》，主要是请求湖广巡抚张朝珍移文给偏沅（湖南）巡抚，恢复临湘界内的几处驿站，方便军情通信。
崇贤兴教
“方山子”陈公式是麻城县的一位历史文化名人，北宋时期隐居在歧亭镇的杏花村。大文豪苏东坡曾写过一篇《方山子传》，很传神地介绍了陈公式英雄侠气、折节读书、隐居修行的故事。于成龙在治盗之余，也想表彰先贤、教化百姓，就把陈公式当成了“典型”和“榜样”。
康熙十一年，于成龙主持修建了一座“宋贤祠”，在祠中祭祀纪念陈公式。同时，他又把“宋贤祠”办成了讲学的书院，召集本地的读书人，定期在祠中讲圣贤之道，弘扬汉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于成龙不仅为“宋贤祠”题写了“辉光照国”的匾额，还亲手在祠院中种植了两棵桂树。
于成龙夜间巡城时，一旦发现书馆里半夜亮着灯的，或有诵读之声的，他不是进去小坐一会儿，就是在第二天把那位夜读的士子请到衙门里交谈，极尽礼敬鼓励，因此和当地士子们建立了良好的师友关系。其中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后来一直和于成龙保持联系，在平定东山叛乱时为于成龙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成龙平生撰写的文稿，就是由黄州士子、著名学者李中素帮助整理的。
于成龙兴建“宋贤祠”大有深意。陈公式抛弃富贵功名，过着庵居蔬食、徒步往来、学佛修道的俭朴生活，和于成龙的人生追求是一样的。陈公式痛改“一世豪士”的习气，折节读书，安贫乐道，对强悍好斗、豪杰辈出的黄州百姓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于成龙希望百姓们都好好种田，好好读书，做良民百姓和清官廉吏，共同创造太平生活，千万别再去做什么绿林好汉。
二举“卓异”
于成龙做黄州府同知的四年之中，曾经有两次赴京“入觐”的经历。
地方官赴京“入觐”，按规定每三年一次，任务是到吏部述职，汇报工作，接受调查。运气好了，还可能受到皇帝的亲切接见或者提拔重用；运气不好，就会丢官降职。“入觐”的官员，包括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还有各府的“佐贰”官。因为知府责任重大，不能擅离，就把同知或通判这两个副职派一个去代劳。于成龙的两次“入觐”，可能还和“卓异”有关。
于成龙第一次“入觐”，是在康熙九年的早春。出发的时候天气还很冷，一路受尽风霜之苦，曾经写下了一首《纪行》诗。在北京过了端午节，写了一首《长安邸中午日》，感叹道：
十年浮萍宦异乡，回思已事倍神伤。
榴裙喷火红颜好，荷盖擎珠绿水凉。
泡雨有无呼吸变，奇云生灭古今忙。
悲歌慷慨当年梦，白发空惭续命长。
他上次赴京是顺治十八年，一晃十年就过去了。没有死在罗城、合州，还从正七品做到了正五品，侥幸之中自然是感慨万端。这次“入觐”，于成龙还得到了“蟒服冠带”的奖励，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于成龙第二次“入觐”是在康熙十三年春，往返时间很短，二月份便回来了。
这时候，他在黄州已经颇有政绩，在湖广省也有了能吏的名声。康熙十二年的时候，湖广总督蔡毓荣召见了他，赞誉有加。蔡总督见于成龙官服破旧，还很例外地赏了他一套新官服，这就是于成龙在几篇文章中提到的“赐章服”。在这一年的“大计”中，新上任的湖广巡抚张朝珍，根据于成龙的实际政绩，举他为“卓异”，这是于成龙第二次被举为“卓异”了。在清朝的官场上，举“卓异”是十分难得的荣誉，于成龙辛苦工作多年，努力行善多年，总算是有了回报，所谓“苦心人天不负”也。但这次“卓异”的评语，各种传记资料都没有记载，应该是失传了。
根据于成龙的一贯作风，他应该还有一些特别的举动和成绩，获得了总督蔡毓荣和巡抚张朝珍的青睐。就像在罗城和合州那样，他很可能向上级提供过不少合理化建议。另外，他在黄州府同知任期内，兼任过“黄汉捕务”，应该是全面管理黄州府和汉阳府的捕盗工作。陈廷敬的《于清端公传》中说他“摄汉阳、黄安、通城事”，也就是代理汉阳府、黄安县、通城县的政务，做过“绝火耗”“饬保甲”等工作。这说明，于成龙在黄州府同知任期内，已经引起湖广省高层官员的重视，被临时调动官职，负责了更多的工作，做出了更多的成绩。只是因为《于清端公政书·武昌书·黄州书》内容的严重缺乏，我们不能做更详细的介绍了。根据新发现的《于成龙墓志铭》残碑，当时通城县赋税拖欠严重，于成龙署理县务时，“诚心感劝”，百姓踊跃输纳，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赋税任务，清理了拖欠。因为这个特殊政绩，才被举为“卓异”。
于成龙第二次“入觐”应该是劳碌而愉快的旅程，到吏部述职后，朝廷核准了他的“卓异”，很快就下令升他为福建省建宁府知府，成为正四品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