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吏风范

于成龙在“署理武昌知府”的短暂日子里，还办了两件比较露脸的事情。

当时，清军云集于荆州、武昌、宜昌等地，面对吴三桂的强烈攻势，他们畏首畏尾，不敢争锋，但面对地方官吏和老百姓，他们又是另一副强横嘴脸。有一名“恶少”，借着军方的背景，在民间为非作歹，犯了罪就跑回军营，地方官吏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于成龙接到百姓的报案后，雷厉风行，把这名“恶少”抓起来，依法处理。于成龙不等军营派人来质问，主动出击，带着相关案卷到军营里找“大将军”，详细说明情况，同时要求“大将军”申明军令，不要纵容部下骚扰民间。

当时的情形十分有趣。“恶少”的身份特殊，他被斩首正法以后，十几万军人立即骚动起来，咆哮呐喊，围攻于成龙。而于成龙呢，威武不能屈，义正辞严地向“大将军”说明情况，“词譬理解，神色抗厉”。骚乱的军人看吓不倒于成龙，过了一阵子也就慢慢散开了。陈廷敬的传记文字写得十分生动，好像有一种天崩地裂之感。据常规推测，十几万军人一起骚动的可能性不大，最多就是有“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军人在起哄。

另一件与百姓有关。

清军的情报人员打听到，武昌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私藏兵器，暗地里勾结吴三桂，准备搞“里应外合”的事情。张朝珍接到情报，就准备派兵前去抓捕。这时候，熟悉民间下情的于成龙立即阻止道：“自战争发生以来，武昌、黄州等地的大户人家，都逃到了梁子湖一带避难，家里只留了一部分仆人看守。他们携带兵器，只是自卫防盗，不可能有其他阴谋。如果派兵抓捕，只怕会引起民间的恐慌。”

张朝珍听了，没有立即派兵，而是先让人调查一下，事实果然是于成龙说的那样。于成龙可谓是“料事如神”。富室大户如果真的要暗通吴三桂，肯定会住在城里，伺机举事，怎么可能出城避难？怎么可能只留少数仆人看守门户？

造桥失职

于成龙驻守蒲圻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咸宁和蒲圻修造两座军用桥梁。咸宁桥容易修，很快就完了工。蒲圻桥的工程却有难度，于成龙和属员们商量，征调船只，定于四月二十九日将船只编联成一座浮桥。

当时是洪涝季节，大雨不止，山洪暴发，河流水涨，搭桥十分不易。蒲圻桥一直拖到五月十日方才勉强开工，十一日草草完工。就在这天，传来了咸宁桥被洪水冲垮的消息。于成龙大惊失色，于十二日赶往咸宁，准备重新搭桥。之后发现，不仅刚搭建的浮桥被冲垮，另一座古石桥也被洪水冲垮了。恰在这时，一队清军行至河边，要求渡河。老天爷和勤政的于成龙开了一个大玩笑，延误军机，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啊！

领兵的将军移文湖广巡抚，要求严惩造桥失职的官员。张朝珍责令于成龙如实汇报。心惊胆战的于成龙只能说：“咸宁桥成，洪水冲坏，是实天降灾殃也！”

大洪水连坚固的石桥都能冲塌，何况是仓促搭建、质量难保的浮桥？

张朝珍巡抚一向很器重于成龙，两人可能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于成龙尊称张朝珍为“抚台”“宪台”，张朝珍则亲切地称于成龙为“亲翁”。但是，出了这样的失职大事，军方的文件已经移送过来了，张朝珍不能不如实奏报朝廷，请求惩办“责任人”。朝廷很快就下达了处理文件，将于成龙“革职”。

这是于成龙出仕十几年来第一次受处分，他的心情当然是糟透了。

东山叛乱

在“三藩之乱”影响下，黄州等地蛰伏多年的“蕲黄四十八寨”秘密组织，也在酝酿着揭竿而起，反清复明。

这次起义的核心智囊人物，叫黄金龙。他是河南人氏，另有一说是湖北大冶人氏，懂一些道术，自称得到了上天赐予的天书和宝剑，要辅佐明朝宗，恢复大明的江山社稷。他的这种民间宗教特点，很容易吸引和团结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而起义的领袖人物，名叫刘启祯，字君孚，是麻城东山曹家河人。他是位坚定的“反清复明”人士，其名“启祯”暗含“天启崇祯”之义，字“君孚”也有“不忘故君”之义。他是“蕲黄四十八寨”的秘密领袖之一，在民间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平时期，官府比较倚重他，借助他来办理盗案，于成龙镇守歧亭时，就曾经任用过刘启祯。

黄金龙一直在四处活动，他和刘启祯有共同的政治理想，交往很多，经常住在刘启祯的家里。吴三桂知道黄州一带暗藏有反清复明势力，就派人送来许多“委任状”，鼓动大家起事。这些委任状用清朝的话说，就是“伪札”了。刘启祯等人，在内心里不一定支持吴三桂，但知道这是个大好时机，天下战火四起，清廷手忙脚乱，如果举兵起义，很有可能恢复大明江山。黄金龙和刘启祯四处串联，与“蕲黄四十八寨”及河南、安徽、江西各省的反清复明势力秘密商议，任命将帅，准备聚众数十万，于康熙十三年七月正式起义。在黄州本地，只有木樨河夏鼎安及其族人200余名不肯依附刘启祯。其余的都参与了起义的密谋。

当时，麻城知县屈振奇并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他按照上级命令，严厉追查吴三桂的“伪札”，经常抓捕嫌疑犯。而一些劣绅酷吏，却又借机生事，诬陷攀扯，借着“伪札”的事情公报私仇，这就激化了矛盾。刘启祯养子刘青藜的保户杨楚乔被官府抓捕，屈打成招；徐家堡的周美公等人被官府抓捕，严刑拷打。刘启祯误以为官府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内幕，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于五月十五日，很仓促地在曹家河举兵造反。

本来是接连数省、数十万人同时发难的大型的“反清复明”的起义，现在演变成了“官逼民反”的中小型叛乱，这就是历史的奇诡之处，也是于成龙的命运转机。

定计招抚

刘启祯匆匆起兵后，程镇邦、鲍洪公、陈恢恢、李公茂等几股势力也起兵响应。知县屈振奇并非懦弱无能之辈，他请黄州副总兵王宗臣率军驻扎兴福寺，自己率乡勇驻扎白杲镇，约定日期，准备共同剿匪。刘启祯则更厉害，只派了七名骑兵，晚上偷袭王宗臣的军营，就把王宗臣和屈振奇的兵马逼回了县城。这时候，麻城东山的“蕲黄四十八寨”势力，都纷纷起兵，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

东山叛乱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昌，巡抚张朝珍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如果刘启祯的起义军成了气候，长江中游下游将被隔断，不仅湖北一带两面受敌，河南、安徽、江西乃至江苏等省也都会受到压力，整个战局可能都要发生变化。但这个时候，朝廷大军正在全力进攻湖南的吴三桂叛军，战争打得十分艰苦，很难分出兵力来平息黄州叛乱。

于成龙这时候正在武昌待罪，爱喝酒的他，成天醉醺醺的，给人一副失意酒徒的形象。张朝珍把他召到辕门，商量剿抚大计。于成龙在黄州为官多年，长期驻守麻城歧亭，与刘启祯的关系十分密切，知道“蕲黄四十八寨”的底细。他和张朝珍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不能把黄州叛乱认定为“反清复明”的政治性事件，只按“官逼民反”“赤子弄兵”的普通事件处理，采用“招抚”策略，暂时稳定局势，然后再相机行事，瓦解整个起义。于成龙在黄州威望很高，官绅百姓都十分信服他。张朝珍就决定委派于成龙前往黄州，主持“招抚”大计。于成龙则向张朝珍提出要求，允许他“便宜行事”，打破常规、放开手脚去解决这个复杂问题，张朝珍都答应了。对于成龙来说，这实在是“立功赎罪”“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当时武昌的官员们都信不过于成龙，认为他一介文官，又是个好酒贪杯之人，怎么能办好这样的大事呢？

但张朝珍主意已定，用人不疑，坚决支持于成龙的行动。

劝谕百姓

于成龙于五月二十二日从武昌出发，只带了驻守蒲圻时的几名随从，二十四日到达黄州麻城县白杲镇，此地距刘启祯的山寨只有十里路。他撰写了一篇《初抚东山遣牌》，以父母官的口吻，回忆自己与黄州百姓的鱼水深情，对黄州百姓备加关怀、慰问，对起兵叛乱的事情表示无限的遗憾与责备。他把告示贴到各处，声称自己向巡抚苦苦哀求，阻挡住了大兵征剿，要求百姓们到白杲镇找他来倾诉冤屈，让他来评判是非，早日恢复地方平静。如果百姓们不给他面子，那他就只有回省，请巡抚派兵来剿杀了。

他又撰写《劝畈间归农谕》，大讲副总兵王宗臣的好话，说他也是爱民如子，慈悲心肠，带兵来麻城，主要还是安抚百姓，并非前来剿杀。另外，他又向道台徐惺、巡抚张朝珍两次发文，要求释放被错抓的良民百姓，平息民怨。

后世有很多人都说于成龙此时用的是欺骗手段来骗取老百姓的信任。其实，于成龙此举虽然有智谋的成分，但劝谕老百姓放下刀枪，回乡务农，过太平日子，也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是讲“天理良心”的。

黄州麻城一带的士绅百姓，对于成龙是十分崇敬和信任的，也是十分畏惧的，一看于大人来了，都纷纷赶到白杲镇，诉说冤屈，承认错误，表示愿意接受招抚。轰轰烈烈的刘启祯起义，就像一个还没有完全吹起来的大气球，被于成龙轻轻地拔掉了气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