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官场

按察使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就是监察管理官吏，奖励推举清官廉吏，剔除惩办贪官污吏，澄清吏治，提高效率。但当时是特殊的战争时期，大量的公务还要依赖现有的这批官吏，不可能真正地进行清理整顿，于成龙就采取了一种“有礼有节”的整顿方法。他发布了《严戢衙蠹檄》，指出：

衙役犯赃，首严功令。本司法纪攸司，剔蠹除奸，尤为急务。

说自己上任以来，就开始留心察访衙役犯赃这一地方流弊。调查的结果是，福建全省向来是“丛奸薮恶”，地方上的恶棍全藏身于衙门之中，这些人“巨猾老奸，机深术巧”，用花言巧语和微薄小利蒙骗诱惑长官上钩，取得长官信任，然后官吏勾结，坑害百姓。愚昧善良的百姓十分畏惧这些人，而狡诈的百姓则与衙蠹们勾结，再去坑害其他良民百姓，地方上的风气就这样败坏了。

于成龙声称，自己已经察访到了很多具体的事实，他举例：采买军需时，这些人会在其中滥加杂派；征调差役时，这些人会卖富差贫，从中取利；处理诉讼案件时，他们会唯利是图，是非颠倒。自己本应当立即指名锁拿这些衙蠹，揭发参劾这些贪官，但考虑到地方连遭战乱，法纪废弛，对犯法的官吏也没有三令五申，及时教育，所以这次姑且从宽处理，既往不咎。希望这些官吏“痛改前非，洗心易辙，奉公守法，保守身家”，表明如果他们怙恶不悛，继续作恶，那自己绝对不会“宽假”，官员要以“贪纵揭参”，衙役要以大法重处。

于成龙这是一种“敲山震虎”的手段，话说得很重，但处理很轻，也可以说是“先礼后兵”，重在警告。

他还发布了《申饬招格檄》，规范了司法文书的格式，要求文书要简明扼要，清晰准确，方便案件的复查和上报。

于成龙自己的“提刑按察使司”衙门，和别的衙门一样，也存在着“衙蠹”的问题。他在监察别的衙门时，自己派下去的差役也常常恐吓下级，勒索财物，为非作歹。下级各衙门因此也产生抗拒心理，不能很好地执行于成龙的命令。

于成龙发布了《申饬差扰檄》，一方面指出由于各级官吏玩忽职守，不能很好地完成朝廷紧急公务，自己不得已才派差役前去催办。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各级官吏因为迟误公事受到“参罚”，并不是想让差役们去骚扰地方。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按察使衙门的差役有违法犯罪行为，以前的事情查无实据，可以既往不咎。以后，若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下级官府可以“据实具文”，将犯法差役押送回按察使衙门，依法重处。如果下级官吏“投鼠忌器”，不敢对上级差役下手，也可以密信揭发，由按察使衙门另派差役捉拿追究。如果下级官吏既不敢公开查究，又不愿密信揭发，而是隐忍不报，那一定是自己有把柄捏在了差役手中。于成龙说，对这种情况，自己一旦查出，就会以“委靡无能”“揭报”该官吏。最后他说：“法在必行，务各恪遵。本司将以此觇该府之风力才干矣！”意思是，揭发上级差役的事情确实很难办，但我会借此考察你们的胆魄和能力。

于成龙是精明厉害的官员，他明白这种事件中的“狗咬狗”成分，下级官吏和自己的差役，都会存在问题，所以双方都要敲打。

提高效率

为了解决办事效率和“衙蠹”滋扰问题，于成龙还发明了两种新方法。第一种是“风火雷三催号票”，设计了风、火、雷三种号票，一种比一种紧急，用于催办公务。如果“雷票”发下，公务还不能如期完成，那就要派差役捉拿相关人员问罪。这种方法，免不了仍要派遣差役，即使是奉公守法的好差役，到了下级地方，也会有得到一番接待，花地方上许多钱。于成龙考虑到这个问题，又设计了一种木签，在木签上注明期限，随公文发往各地，这样就不必派遣差役了。木签一到，说明事件紧急，必须按期完成。办事的“经承”，完事后拿着木签到省交令。如果“事已妥当，不烦驳诘”，该“经承”可以法外从宽，不受追究。如果“苟且塞责，仍不能完结”，要对“经承”进行“责惩”，还要派差役押回去重新办理。如果地方官府收到木签，置之不理，到期不报，就要选派差役星夜锁拿办事的“经承”，并以“违玩职名”罪揭报该地方的长官。

笔者阅读这一段记载，感觉于成龙所做的按察使工作非常复杂、麻烦。当地官场风气不正，效率不高，但又军情紧急，有大量的军需事务要办。于成龙既要考虑如期完成公务，又要防止贪官污吏们从中作弊，还要设法为地方上减轻负担，只能是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惨淡经营。他的风火雷三票和木签制度，到底起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于成龙做得很努力，很尽心，对得起自己的“天理良心”，也对得起国家和百姓。

解救奴婢

古代战争时期，敌对双方的将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杀来杀去，难道就只为赚几个军饷，领几个赏，升几级官？肯定不是！战争是他们发横财的机会。他们不但会毁坏百姓的田园房舍，抢劫金银细软，还会奸淫妇女，掳掠人口。这是战争的潜规则，谁都没有办法彻底治理这个弊病。不让士兵抢劫，士兵们就没有打仗的积极性。

康熙十八年前后的福建省，大兵云集，掳掠现象十分严重。耿精忠叛军进攻浙江、江西时掳掠了大量的人口，康亲王的八旗骑兵在进军过程中，从耿精忠手里抢回一批人口，又免不了再掳掠一批人口。这些被掳掠的人口，按照不成文的规定，属于将士们的私人财产，是给将士们做奴婢用的。这些将士们行军打仗，没有多余的口粮给奴婢们，也没有多余的精力管理奴婢，所以他们便会将奴婢就近出售，换成钱财带回家乡。

作为福建省的按察使，于成龙并没有权力过问军营里这些陈规陋习，也没有权力向康亲王或者其他长官建议禁止掳掠、释放奴婢。但是，一向讲究“天理良心”、爱民如子的于成龙，又不可能不关心这批被掳掠为奴婢的平民百姓。

怎么办呢？于成龙只能尊重当时的潜规则，拿钱把这些人赎买回来。于成龙自己手头不富裕，官府的经费又不能动用，他采取了募捐集资的办法，动员号召当地的官绅富户，慷慨解囊，凑集银子，到兵营里头去赎人。于成龙再利用自己按察使的身份，和将士们讨价还价，尽量降低价格，用有限的银子，多赎几个人出来。他儿子于廷元也跑前跑后，帮着老父亲做善事。总督姚启圣是个著名的富户，在解救奴婢事件中，也出了很大的力量。

这样的事情其实史不绝书。春秋时期，贤臣百里奚被掠为奴，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赎买回来；三国时期，蔡文姬被南匈奴左贤王掠为妻室，曹操花重金把她赎回中原；唐朝初年，太宗李世民曾经动用国库钱财，从自己士兵手里赎买战争掳掠人口；安史之乱时，名臣颜真卿曾经派侄子到敌占区赎买被掳掠的亲友和僚属。

这次，于成龙主持赎买的奴婢，和自己全无亲友关系，都是浙江、江西、福建等地的平民百姓。他要让这些人摆脱奴婢命运，骨肉团聚，享受天伦之乐。于成龙经手赎买回来的奴婢有几百人，他还给这些人发放必要的路费，送他们回家。有很多被掳掠的少年儿童，赎买回来后没有亲友来认领，自己也没有能力回家，于成龙就暂时把他们收养在自己的官署中，把官署变成了临时的学堂。于成龙每天回到后堂，孩子们围着他要吃的，要玩的，非常热闹。每凑够一船的人数，于成龙就送走一批孩子，直到把所有的孩子都送走。

这件事不是于成龙一个人能完成的，但他出面组织募捐，安排遣送，费尽了千辛万苦，确实是做了一件很大的善事。当时的被掳人口远远超过数百名，于成龙的筹资能力有限，不可能全部赎回。其他的人，有一部分被自己的亲友赎回，另一部分就被转卖他方，终身为奴，沉沦苦海。

慈悲的于成龙大人，对此只能是流泪叹息了。

三举“卓异”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又是朝廷考察地方官的“大计”之年，于成龙的考核评语按惯例是由福建总督和巡抚来撰写的。

当时的福建总督是姚启圣，巡抚是吴兴祚，这两位都是清代著名的封疆大吏，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就表彰过姚启圣的事迹。他们两人对于成龙印象很好，于成龙上任仅仅几个月，就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确实是福建省最清廉也最有能力的官员，于是就推举于成龙为“卓异”，这是于成龙平生第三次得到这个荣誉。

吴兴祚给于成龙的评语是这样写的：

成龙执法决狱，不徇情面，屡申冤抑，案牍无停，不滥准一词，不轻差一役，而刁讼风息，扰害弊除。捐增监狱口粮，遍济病囚医药，倡赎被掠良民子女数百口，资给路费遣归。屏绝所属馈送，性甘淡泊，吏畏民怀。为闽省廉能第一。

上报朝廷后，康熙皇帝的圣旨是这样回复的：

于成龙清介自持，才能素著，允称卓异。

在史书的记载中，于成龙是康熙十八年九月被举为“卓异”，并且当月被朝廷提拔为福建布政使。

布政使管一省财政，在战争时期也全面管理军需，既是个非常劳累的活儿，也是个大大的“肥缺”，贪污腐败的机会非常多。于成龙保持了“天下第一清官”的美名。

藩司职责

布政使衙门的全称是“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为从二品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俗称“藩台”“藩司”。其主要职责是：

宣化承流，帅府、州、县官，廉其录职能否，上下其考，报督、抚上达吏部。三年宾兴，提调考试事，升贤能，上达礼部。十年会户版，均税役，登民数、田数，上达户部。凡诸政务，会督、抚议行。

也就是考核官员、考试、财政等地方事务。下设经历、都事、照磨、理问、库大使、仓大使等属员。于成龙于康熙十八年十月下旬到任，第二年二月就调走了，为期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