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禁止越权

所谓“佐贰”官员，就是指各级官府的副职官员。知县的副职有县丞、主簿、典史；知州的副职有州同、州判；知府的副职有同知、通判等。

于成龙本人担任过的佐贰官为黄州府同知。他是从基层一级一级地干起来的，熟悉官场利弊。到直隶后又做过一些调查，了解到各级官府中的佐贰官员普遍存在不尊重正印官员、越权办事、骚扰地方的行为。于是，他专门下发了《严饬佐贰擅理词讼檄》，指出：府、州、县的佐贰官有明确的职责，比如缉逃捕盗、巡查私贩、领解钱粮等事务。而一切民间词讼，比如强盗、人命、重情、斗殴、户婚、田产等官司，属于正印官的职责。佐贰官不能私自受理民间词讼，只有经过正印官批示允许的事件，佐贰官才能依法办理。于成龙在檄文中要求，各级地方官府必须严格按照朝廷规定办事，严厉查处这些违规行为。

（五）禁贩人口

于成龙上任直隶巡抚时，直隶正遭遇饥荒，虽然朝廷有蠲免赋税、粜粮赈济之举，但很多贫穷百姓仍然度日艰难，免不了有卖儿卖女乃至自卖自身的行为。有些从外地来的人口贩子，与本地恶棍勾结，采用哄骗欺诈手段，低价购买人口，再贩卖到外乡，获取几倍的利润。贫穷愚昧的百姓卖儿卖女卖妻，只图有一口饭吃，只图能活下去，既卖不了几个钱，又不知其沦落到何方。于成龙了解到这种情况，自然是切齿痛恨，认为地方官不管不问，属于“溺职”。

还有一种情况是将人口卖给旗人为奴。按朝廷规定，旗人购买奴婢，必须经过地方官审查，在卖身契上盖印，并且上报到朝廷有关部门备案。当时，祁州发生一宗案子，曹之完的仆人曹来想投靠旗人为奴，背着主人，与恶棍杜文常勾结，伪造了一份卖身契，祁州知州不问情由，就盖上了大印。后来，主人曹之完投词控告，经过保定知府审理清楚，销毁伪契，将曹来断归原主。于成龙查阅了这宗案卷后，十分愤怒，认为类似的事件一定非常普遍。

他发布了《严禁略卖檄》，要求直隶境内各处的地方官，要认真察访外来人口贩子与本地恶棍勾结贩卖人口的事件，一经发现，立即捉拿查办。关于旗人买奴的程序，要求地方官认真对待，将当事人和左邻右舍以及族长等相关人员，一起传唤问话，当事人确实是生活无着、自愿卖身且价格公道的，方许在卖身契上盖印。如果地方官仍然玩忽职守，“不恤小民困苦，任其辗转贩卖”，或者对“旗下买身文契，不行查明，轻与用印者”，一旦察访确实，就要以“溺职”罪参劾罢官。

（六）治盗安民

直隶境内盗匪横行，杀人越货，无所不为。这种情形，在许多旧小说中都有反映，比如窦尔敦盗御马、杨香武三盗九龙杯，还有黄三太、黄天霸等人物故事，都是清代初年直隶境内的事。这些人到底算是普通盗匪，还是替天行道的英雄豪杰，暂且不论，作为巡抚的于成龙，则必须以治盗安民为要务。

他下发了《饬查防守地方檄》，要求查明直隶真定府与山西交界处的军队防守情况，合理安排，把守关隘，防止盗贼越境作案或者逃逸。

他又下发了《严饬协拿盗贼檄》，指出直隶境内“盗迹诡秘，出没无常。呼朋引类，纠党非一处之人，朝西暮冬，行止无一定之所”。地方官往往只管自己辖区内的案子，盗贼一旦逃入邻境，就束手无策，外地的盗贼逃入本地，也不闻不问，这样就给盗贼提供了大量的逃匿机会。于成龙要求各地方官要同心协力缉拿盗贼，要互相帮忙，不要互相推诿，更不许故意为盗贼开脱。

（七）严禁奢侈

奢侈浪费行为，不算是违法犯罪，只能说是社会的不良风气。官员们追求奢华，免不了要贪污纳贿；富户们追求奢华，免不了坐吃山空，家道中落；平民们追求奢华，则寅吃卯粮，挖肉补疮，免不了有倾家荡产之虞。按照因果报应的理论，社会风气过度奢靡，会导致饥荒和战乱。在康熙皇帝颁发全国的《上谕十六条》中，第五条就是“尚节俭以惜财用”，把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俭当成基本国策。

直隶守道董秉忠是一位能干的清官，他给于成龙提了四条治理直隶的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力崇节俭”，于成龙非常赞同，立即摘录董秉忠的建议内容，下发了《严禁奢靡檄》。

文中说：“天地之生财，止有此数。过用则易竭，奢费必不支。且暴殄狼藉，凶札随之，必然之理也。”文中详细叙述了直隶省境内奢侈浪费的种种情状，然后很尖锐地指出这种现象“总由为民上者不身先俭朴，以躬导之”。意思是，这种不良风气是由各级官吏们的作风不正导致的。要求各级官吏率先垂范，先从自身节俭做起，然后“恳切化谕”属下百姓，让大家知道“粒食之不可暴弃，非分之足以丧身”。婚丧大事的宴席典礼和日常生活的用度，都要有所限制，不能过分。当时，每月初一、十五，民间都要由“乡约”宣讲《上谕十六条》。于成龙要求要多讲禁止浪费、提倡节俭的故事。还要求，民间知书达礼的士大夫要教育自己的家人、族人和亲戚，德高望重的老人要教育自己的子孙。他认为如果能这样坚持下去，“村里之间，将见古朴可风，物力常余。日积不见多，而岁积则日盈。苟逢水旱灾荒，未必遂致捉襟而露肘也”。

于成龙最后还说：“本院将以觇诸有司之贤良教化矣。倘或视为具文，因循旧习，有奉行之名而无奉行之实，本院亦何乐有此属员也，定以溺职特疏纠参，决不姑容。”

（八）严禁赌博

赌博的危害古今皆知，但其魔力巨大，至今仍缠绕无数人。于成龙自己是不参与赌博的，到直隶后，因为发生了两宗赌博杀人案，于成龙便下令严禁赌博。他在《严禁赌博谕》中说：

四民之中，各有本业，咸宜安分以保身家。乃有奸猾之徒，希图厚利，开设赌场。贪痴之辈，堕入局中，相聚赌博，昼夜不息。开场之家，独得其利。赢者百无一二，输者比比皆是，以致赀财荡尽，田房准折一空。栖止无所，谋生无策。或情急自尽，或身为乞丐，或自卖旗下，或将妻女子媳卖为奴婢，终身沦落，或为盗贼，致被擒获，身罹重辟……当聚赌之时，还有互相争竞被人殴死者。

于成龙在檄文中申明，严禁之后，如有违犯者，要将“赌博之人与开场、放头并抽头之人及该地方，俱照定例治罪，决不轻贳”。如果有人举报揭发赌博行为，将赌资一半作为奖金；如果同赌之人举报，不但免罪，还有奖金。

（九）驱逐流娼

清朝禁止官员嫖娼，但并不禁止看戏。有些女戏班，不能进京城演出，就在各府州县活动。各地的文武官员和富豪大户，在欣赏戏曲的同时，免不了有些偷偷摸摸的行为，把女演员当成流娼来玩弄。

于成龙通过调查得知，广平府一带女戏流娼现象严重，主要活动地点在鸡泽县的柳下村、永年县的南胡村、贾西岩村。由此引发了各种违法犯罪事件：广平府钱同知为了看戏嫖娼，留宿于张守备署中；管理县衙户口赋税的差役张文玉、王立业，为嫖流娼竟偷盗库银。

于成龙下发了《驱逐流娼檄》，除了严肃查处相关官员和罪犯之外，下令将在本地活动的流娼和女戏驱逐出境，不许容留。这些走江湖卖艺的妇女们本来也十分可怜，但只把她们驱逐出境，也算是从轻发落了。

（十）倡导农桑

于成龙认为，植树凿井是“培天地自然之利，裕吾民衣食之源”的大好事，但寻常百姓，目光短浅，观念守旧，不肯在这方面努力。他于康熙十九年七月下令，要求地方官员劝导、督率百姓们广植桑麻，多浚井泉。他说只要这样“力行久之，自收成效”。

命令下达之后，各地官员并没有很好地执行。有的说当地风土不适合种植桑麻，有的说当地缺乏地下水，凿井无利。有的干脆装聋作哑，将于成龙的命令当耳旁风。只有安肃县的王知县认真执行了于成龙的命令，并且适当变通，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王知县将于成龙的命令，改编成通俗易懂的歌词，在乡村里到处张贴传唱，动员号召百姓多浚井泉，广植树木。后来，四十八个村子，共凿井两千五百二十多眼。当地历史上不种桑麻，树苗和种子难找，王知县就号召百姓种植柳树，用柳树枝编制水斗贩卖。王知县也编写了号召种榆种柳的歌词，张贴传唱，许多百姓都开始大量植树。

于成龙得知情况后，下发了《再饬植树浚井檄》，表扬了王知县的成绩，并把王知县编写的俗语歌词颁发各处，要求大家广为宣传。他还教育其他州县说：

若谓方物不类，地土异宜，即有不宜于桑，无有不宜于麻者。且如榆柳之类，乃最易生之物，又不择地而可期长茂者。至泉源与土脉流通，无地无水。即或原隰高下不同，一邑之中，间有石碛流沙，亦自无多，其土深壤沃之处，无不可为井。此二事，劳仅一时，坐享长久之利，民何惮而不为，官亦何惮而不劝也？

意思是说，即使是风土气候有差异，不适合种植桑树，但麻、榆、柳等植物适应性都极强，没有不能种的。有的地方确实缺乏地下水源，但县里地方大了，难道各处都不出水？总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凿井吧！于成龙的命令，其实是让各地方官因地制宜地发展水利和种植，给老百姓更多的经济保障，并不是死板地要求种桑种麻。

（十一）开办书院

于成龙历任各地，都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到直隶上任后，也立即下文，要求各地开办新的义学或书院。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肥乡县屯子堡的漳南书院。著名学者颜元在《漳南书院记》中说：

肥乡之屯子堡，遵中丞于清端公令，建有义学，田百亩。学师郝子文灿以所入倡乡众，杨计亮、李荣玉等协力经营，益广斋舍，许侍郎三礼题曰：“漳南书院”。

于成龙在任的时候，这个书院还只是小小的“义学”规模，经过郝文灿等人的努力经营，多年后终于成为直隶一所著名的学校，改名为“漳南书院”，聘请颜元担任山长，成为清朝初年“颜李学派”的一个重要基地，后来也一直是直隶的重要学府。追根溯源，应该记于成龙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