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6年，我从辽宁部队回山西探亲时，在成村专程拜见了抗日时期的老村长张敏曾老人，他给我讲述了成村抗战时期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他对我说：抗日战争时期，在交通被日本人封锁的情况下，成村的地下物资转运站，从1937到1940年三年多时间里，为抗日根据地运枪支百余条，子弹若干，棉布几十万匹，军鞋几十万双，转运了各种军需物资以及抗日政府在敌后各地征收的粮食一万余驮，为支援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的父亲就是这个转运站的站长，在整个物资转运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父亲与家庭
1887年农历大年初一，父亲王献瑞生于交城县成村官道街东大门老宅，也就是祖传下来的“丰亨骡马大店”院里。因是长子长孙，全家皆大欢喜，所以起小名为“喜儿”，大名王献瑞。就在他两岁时，爷爷不幸病故，奶奶正怀孕待产，全家悲痛万分，不久，奶奶就生下了叔叔，由于生活极度煎熬，故起名“熬儿”，大名王忠瑞。当时父亲的祖父母还在世，靠着十余亩土地和丰亨骡马大店的生意，生活还算可以。大约七八年后，祖父母相继去世，家里就剩下孤儿寡母三人，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幸亏父亲的舅舅（梁家庄人）帮助种地挑水，并和原丰亨骡马大店的账房先生梁头一起料理店里的生意，生活才得以维持。父亲12岁时，就帮助打理店里的生意，为了赚钱补贴生活，他还赶上牛车到几十里外的火山煤矿拉煤。父亲15岁时便正式掌管丰亨骡马大店，人们都叫他“少掌柜”“喜掌柜”。他的弟弟十四岁就到交城县城“天义恒”商店当了小伙计，由于他吃苦耐劳聪明好学，算盘打得特别好，数年后就升为该店的三掌柜，家里生活才逐渐好转。1932年，买了官道街西原薛家席店里外院，至此，王家有了东西两院。不幸的是他弟弟于1935年突发脑溢血去世，做完丧事，兄弟俩分家，按农村风俗，找了本族王五瑞主持，两家均无异议，其主要内容是：原有土地两家各半，房院是兄西院，弟东院；丰亨骡马大店由王献瑞继续经营，一切设备、财产、用具、祖传大印等全部搬到西院，王忠瑞在“天义恒”的股份全部都归王忠瑞的家人，据说有好几千的白洋。
父亲四男二女，大儿子王士选十四五岁就协助父亲经营丰亨骡马大店，二儿子王士俊十五岁去城里德昌皮毛店当小伙计，中间是两个女儿，三儿子王士学成人后务农，我最小，叫王士杰，1948年参加了解放军，1960年由军队转到太原，在山西省水利建筑工程局机械处任副书记、代书记，1989年离休。现哥嫂姐夫姐都已去世。
二、丰亨店与八路军物资转运站
抗日战争初期，贺龙的120师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晋西北是比较贫困的地区，抗日军民的生活用品，如布匹棉花、粮食医药、肥皂纸张火柴等物资缺乏。为了满足供需，军队就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后勤队伍，到平川城镇采购，所有采购物资只能靠驮骡运往山里。
当时，我父亲正经营着丰亨骡马大店，它大概已有百年历史，其创始人是老祖宗王天宽，到我父亲已是第四代传人。店里除供骡马车辆住宿外，还替外地客商收购苇席。因父亲待人诚实、厚道处事，与西山静乐、娄烦、方山、兴县等地方的客商都有往来，店里还有牛车（后改为马车）为客商提供服务，所以在这一带享有盛誉，山上山下驮骡来往不断进行着山川物资交流，生意十分红火。当时的120师也组织了后勤人员来到我村购买物资，就住在我家等待驮骡把采购的物品运进山里。120师有个干部叫贺云志，住在我家里院西正房，经常和我父亲研究如何解决运输问题，还给父亲讲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及共产党的政策和当前的形势等，当时父亲就表明要为抗日尽心尽力，要想方设法把物资运到山上。
1937年，经历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骚扰、日军的轰炸，大部分老百姓逃难进了山，我们全家也都转移到了洪相山上，只留下我和祖母在家看门。
这年的阴历十月初八，日军占领交城县城，据说只有一个小队，住在县城内南街两座高房院内。他们将南北两道城门封闭，西门一日早晚只开两个时辰，只留东门让百姓出入，百姓经过门岗提心吊胆，常被门岗打骂，但日军龟缩在城里，人生地不熟不敢下乡村，逃难群众逐步回村。那时，在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及抗日组织的宣传下，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被激发起来，自卫团、游击队、敢死队等抗日武装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大概11月中下旬，八路军后勤人员开始带着一批驮骡下山来到我家店里，一批老驮骡马帮也来了，多时就有100多匹骡马。当时村里只有我们一家骡马店，只有八九十个马厩位，院子里拥挤着很多客商和马帮，还堆放着许多物资待运，有的人不得不在院子里露宿。在这种情况下，村长张敏曾帮助安排了寺北街安家和对门李家两个大院，在露天的条件下扩充住宿，才满足军队和客商的需求。到1938年后，区里也组织了交易人员来采购，以后逐步发展成6至8个骡马店。由于大年已近，山上客商要采购过年物资，并从山上驮下来一批小米、黑豆、羊肉、鸡、鸡蛋等物品要出售，当时又不敢进城，所以大批的商贩都集中在这里，城里的商号也把大量的商品运到这里买卖，仅几天的时间，卖饭的、做烧饼的、蒸馒头的、卖杂割汤的、豆腐脑的都在官道街建起了小铺，还有三家杂货铺，官道街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直到春节前十天才结束。这就是“红灯市场”的起源，它为以后红灯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是自生市场，没有统一管理，处于混乱状态，加上地方小人多，后村长经上面批准，市场搬到村五道爷街东南处一个较大的广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红灯市场”。
1938年春天的一个夜里，我家来了几个带枪的人，把我父亲叫走了，几天不见回来。全家人焦急万分，忙找村里消息灵通人士王五瑞、梁席通等多方打听，才知道是八路军把父亲和村长张敏曾请上山去了。过了几天，父亲和村长安然回来了，父亲只告诉我们说：八路军让咱家再把祖传的骡马店开的大些，山上要下来大批骡马驮运大批物资进山。这样父亲就忙起来了，经常和村长在一起研究事情。每天夜里，院内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丰亨骡马大店的老字号招牌掩护下，秘密成立了八路军红色物资转运站，我父亲丰亨骡马大店的掌柜，也化名王仁成了转运站的站长。八路军也派了120师359旅供给部的领导贺云志和十几位工作人员参加了转运站的工作。转运站成立后，八路军从各商号把大批物资买出来运到丰亨店存放，然后由山上下来的骡马连夜运上山，几乎夜夜如此。几个月后，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八路军就搬到我家老东院后面的两个比较隐蔽的院子里住了，但全家人不想让他们搬出去住，因为他们太好了。自从八路军住到我家店里，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有时间就帮助干活，并经常给我们讲故事，讲党的政策等。我每天拉风箱煮黑豆（马饲料），他们就帮助我干。晚上他们就更忙，主要是接受来货，清点起运货物，给驮骡装货驮架，忙到深更半夜，直到驮骡都走了后才能休息。
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8月，这段时间转运物资规模逐步扩大，货源靠本县已供不应求，后来本村与周边村如大营村、城头村等自发组织了自行车、小推车、牛车、马车到太原、榆次、祁县、太谷等地驮运，同时，又建立了市场，各地商家也纷纷来成村做买卖，很快货源充足了。山上各县驮骡马也增加到每天有二、三百匹，仅到我家店的每天就有百匹以上。每到天黑马帮进店，店里就人畜饮水草料都做了充分准备，部队人员也忙了解马帮货源情况，红色交易员也摸底备架，父亲、大哥忙于做饭，三哥帮助了解，我就是拉风箱，马帮人员也忙给骡马下马鞍、驮货架，店内十分紧张，直至货物都上了架，才能休息。待天刚有点亮，起驮运货到抗日根据地。就这样人们在忙碌中按部就班地度过每个日日夜夜。丰亨店的兴旺也引来了土匪的光顾。
1938年夏季，有几天天气阴雨，山上驮骡下不来，大批货物也进不去，但家里还有一部分杂货，如纸张、火柴、肥皂、铅笔、毛笔、烟酒、调料、药品等没运走，堆在里院西正房地下。那时山上武装押送下来的资金大部分是白洋烟土，都是交给了八路军的领导贺云志，但贺云志都要交给我父亲保存，父亲为了资金的安全，便交给了我大嫂保管。他家土坑席下有一个洞，只要有重要东西她就放到洞里，这是她的“保险柜”。当时是有银元500枚、大烟土2包。每天还有一名八路军住在店内看门。一天夜里，有人敲门（当时是八路军小罗看门），以为是自己人，就把门打开，一开门就有5个人闯了进来，用刀逼住小罗，用绳捆住两手，追问你是干什么的，小罗说：自己是买卖人，来这里买货，下雨走不了。他们带上小罗进里院正房把门推开，父亲听见赶快起来，两个人用刀顶在父亲胸前要钱，父亲回答没有，来人又问八路军的白洋和烟土放那里，父亲说不知道。另外两人把存货乱翻一阵后，没有找到钱财，对父亲说：你不说就捅死你。另一人朝父亲的大腿上就捅了两刀，顿时鲜血直流。他们见父亲仍然没有说出八路军的经费，只好拿了几条烟走了。家人起来后，就用纸擦按伤口，并把捆小罗的绳子解开，小罗赶快报告了贺云志，贺云志和卫生员给父亲处理伤口，以后经多次换药，把父亲的腿伤治好了。
土匪抢劫事发生数日后，引起了父亲和八路军对安全的重视，加上物资需求量的加大，声势越来越大，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父亲与村长和八路军的领导研究后，采取了几项措施，以保证人员安全和物资的充足：
由于军队采购人员人生地不熟，为避免陌生人经常出入引起怀疑，特聘请了本村五个红色交易员王五瑞、胡子亮、梁作善、武学义、梁席通负责采购物资，这样就替代了军队的采购人员。
为了扩大规模，店里加盖了一些马厩和食槽，也增加了几个服务人员，干些切草挑水打扫卫生等杂活。
在安全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店里不准无关人员入内，院里的正房比较高，站在房顶上即可观察城里道上的活动，自然成了店里的观察哨，随时观察着敌人的行动。村里的自卫队也经常在村里巡逻护村，加上丰亨店周围的有利地形，南面是一片空地，北面是打好根基没有盖房的空地，正房西房都与邻院相连接，还准备了两个上房用的梯子，必要时可随时进入他人院内隐蔽。
在交接货物上也实行了转运站、交易员和部队接运马帮负责人同时签字的三联单制度，以防止货物的丢失。
在城里上班的二哥经关系引见，也与城里的“三断饭店”八路军的地下联络站取得了联系。敌人一有行动，就会有准确的情报传来，每到这时，物资全部转入王五瑞的地窖里，父亲和大哥也通过梯子从邻家院子里出去躲避起来，家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孩子，我的祖母就会告诉来搜查的敌人：男人们都到祁县卖席子去了，不在家。他们折腾半天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便一无所获地走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日本人曾经有三次以视察为名来到成村，但每次都因情报准确，人员物资迅速转移而未被敌人发现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