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4日至8月5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开明士绅，组织了一次颇具规模与声势的赴延安参观活动。这次参观活动影响深远，有力地促进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是抗日根据地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田家会战斗之前的两个月，牛友兰向贺龙、关向应、林枫等晋绥边区领导提议，组织晋西北士绅到延安参观学习。当时，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抗战后方、革命圣地，革命志士、外国记者都往那里奔赴，就连上了年岁的开明士绅都很向往。1942年2月中旬，贺龙、关向应、林枫等边区主要领导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把士绅们的提议向中央作了反应，为了让晋西北各界人士亲身感受老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中央同意了牛友兰提出组织晋西北士绅到延安参观的倡议。
1942年4月中旬，兴县士绅牛友兰、刘少白、孙良臣、白朴生、刘秉衡、白玉臣、贾克明、任辑五，临县士绅刘佑卿，临南士绅樊会如，离石士绅刘菊初、陈顾三，静乐士绅武润生等15人组成的晋西北士绅赴延安参观团成立，牛友兰为团长，刘少白、武润生为副团长。出发前他们穿上晋绥军区发给的崭新灰军服，肩跨军用水壶和干粮袋，看上去简直就是一队刚入伍的老兵,这副装束令大家兴奋不已。由于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彼此往来十分困难。因此，晋西北士绅团参观延安，是中共中央在延安期间仅有的一次党外各界人士组团到延安参观的活动。这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边区是件大事，中央和晋西区党委都作了非常周全细致的安排。《抗战日报》还专门派出记者师海云随团采访报道。年轻而充满激情的师海云，全程记载了这次参访的盛况，连续撰写二十余篇新闻稿件，登载在《抗战日报》显著位置。时隔七八十年后的今天，人们翻开已经泛黄的《抗战日报》，当年的热烈感人情景，仍跃然于纸上：
各县士绅于四月三十日前陆续到齐，聚集到晋绥首府所在地蔡家崖村。五月一、二、三日由军区司令部、晋西北行政公署、中共晋西区党委分别设宴欢送。士绅参观团一行于五月四日动身，从兴县黑峪口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六日达佳县，十日抵绥德，沿途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绥德逗留休整一周后再次动身，于二十一日深夜抵达目的地延安，下榻交际处。士绅们虽连日兼程赶路，精神都很好。二十二日晨八时，参观团到北区政府谒见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畅谈甚欢，直至十时，该团始行辞出。随后又到了边区参议会，常驻会谢觉哉副议长趋阶欢迎，一一握手寒暄。回到交际处时，适逢贺龙师长匆匆赶至，高兴地说：“你们来啦！”连忙握手慰问，一面报告兴县田家会大捷，登时掌声四起，互为祝贺。贺师长畅谈延安景色，比喻生动，全场为之神往。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连日在延安参观各处，颇为忙碌。在延安参加整风的晋西北党政军首长贺龙、续范亭、关向应及林枫同志，特地于五月二十九日设宴款待远来的河东父老乡亲，以示慰问和欢迎。第二日上午九时，参观团乘汽车赴枣园，即在枣园树荫围坐漫谈。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派王若飞、北方局杨尚昆、晋西北区党委林枫同志，邀请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举行座谈会，征集各位士绅对地方党、政府意见，以深入了解晋西北情况，改进根据地工作。士绅们一致畅谈这次来延安参观各地的印象，尤其是‘三三制’的实施及整风学习的热烈，使大家在延安看到了新中国未来的曙光。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于六月十三至十七日，连日乘车到延安市四乡参观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医院、保育院、和平医院、医大、新华化学工厂、南区合作社等地。到延安大学时，校长吴玉章在俱乐部召开欢迎会，迎接参观团。九日下午四时，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之中来到交际处，拜会晋西北来延安的士绅，在兴奋愉快的气氛中围桌畅谈，对诸士绅所提问题一一详作解答。并就‘三三制’问题，整风问题及中共对根据地各项政策娓娓畅谈。毛泽东虽工作繁忙，但精神健旺，态度谦虚，语言诚恳，诸士绅深感兴趣。畅谈共达五小时之久，从下午四时开始，到晚上九时才和毛主席恋恋不舍地告别。
士绅们在座谈中特别说到：“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党政军各位领袖们的迭次座谈，他们推诚相与的态度，实出我们意料之外，尤其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乃是一个‘容雍儒雅’的人；而八路军领袖朱总司令，却是一个和颜悦色，如‘冬日之可爱’的人；又如政府领袖林伯渠老、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老、延大校长吴玉章老，他们都是鹤发童颜，大有飘飘若仙之慨”。“今天最惹人注意者，则是所谓‘三三制’下的其他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如边区副主席李鼎铭老先生，他们参加边区政权工作，并未显出党与非党的区别。究竟是党同化了非党，还是非党同化了党，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以前我们对共产党的怀疑心理，竟获得许多相反的佐证。”
1942年7月14日参观团离别延安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社论：“送别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社论满含真挚地写道：“牛友兰、刘少白、武润生先生们所组织的晋西北士绅延安参观团就要回去了，每想到背负着民族的苦难，怀抱着对于陕甘宁边区的高度热望而仆仆西来的诸位先生，特别是想到以六十高龄而不辞跋涉之苦的几位前辈，我们实在感奋万端，今日归去，我们自不胜依依之感……”
社论拜托士绅们：“首先请告诉我河东父老，日寇的败象已成、败期已定，只要我们加倍奋发，熬过今明两年，我们出头的日子便到了……”社论写道：“肯定地告诉我河东父老，我内部社会各阶层间的紧密团结，乃是抗敌制胜的武器，也是团结建国必由途径，而‘三三制’则是保证这一团结的最好政治形式，请把在陕甘宁边区所见的一切，更广泛地告诉人们，在这里是怎样实行了地主的减租减息，是怎样保证了农民的交租交息，并怎样的因此而有了社会经济的向上发展。”透过宝塔山的晨雾与朝霞，士绅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参访团临别时特意举行了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献词、献旗活动。
《致毛泽东同志》：堂堂华胄，历史永垂，开化最早，进化最迟。一治一乱，循环不已；内忧外患，史不绝记。今遭日寇，残暴无比，当世英雄，谁知时机？惟有毛公，决策无疑，持久抗战，天下风靡。中国不亡，胜利可期，如此伟人，东方列斯。
《致朱总司令》：古多名将兮，但知事君。一将成功兮，万众牺牲。专制君主兮，杀戮功臣。以暴易暴兮，千古痛心！而今事变兮，革命风行，救民解放兮，为正义而战争。谋国民之幸福兮，世界之和平。巍巍乎一千八百日抗战，荡荡乎二万五千里长征。献旗颂之，旷世英名。
众士绅和着拍节，读得抑扬顿挫，慷慨飞扬。八月五日，士绅参观团成员，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晋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