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寨中

晋西北的工业生产，主要是小手工业和军工企业生产。这些生产虽都很粗放，但它却是抗战的迫切需要，是根据地自给自足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

小手工业制造发展

作为晋绥边区首府，兴县的工业最早是元末明初的煤炭采掘业和小手工业，清初至民国年间又有一定发展。抗日战争前夕，全县有百余家私营作坊，主要从事农具、纺织、缝纫、钉鞋、钉秤、造纸（马兰草纸）、石印、蒸酒、铁木砖瓦、制革、擀毡、采煤、制香业等项。散布于乡间的作坊与小手工业，主要有木器家具、车马挽具、熟皮、打绳、织毛布袋、炉匠打造铜锡壶盏等。

抗日战争爆发至1940年，日军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杀、烧、抢、掠，让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工业产品和贸易物资损失惨重，边区军民生产生活特别困难。晋西区党委、晋绥边区政府面对废墟瓦砾，从资金上扶持建立小手工业，奖励小工业、手工业的发展，有计划地去领导，分散地去建设，纷纷创办起小型多样的工厂和作坊，以解决军民日常生活用品。到1941年，个体工业复始兴盛，全县有纺棉603家，造纸3家，炭窑15家，铸铁4家，烧瓷2家，制柏油40家，总计697家（手工业个体户），民间工矿企业还有熬硝、熬盐、开琉磺。到1949年，个体工业手工业有165家，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8%。

西北农民银行发展

在小工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同时，货币金融发行和钞票印刷也发展起来。

兴县农民银行

抗战初期，由于敌伪币乘虚而入，泛滥于市场，严重地妨碍着晋绥边区根据地经济建设。于是，“动委会”兴县分会在开明士绅牛友兰、刘砚畲、杨帮翰等人支持下，筹集银圆6万余元，于1937年11月由“动委会”经济部长刘少白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银行除经理刘少白外，仅有总务、会计、出纳、保管、干事、伙夫各—人，加上县公安局长董—飞派来的三个警卫员，总共十个人。钞票印刷地点在县城东门外的东关印刷厂，用古石印印刷，银行派专人监印。印成的钞票加盖专用印章后才能生效。为防止伪造，刘少白在钞票两面设计了三个暗号，对外严格保密，只有经理刘少白、总务杨怀仁、干事牛何之、出纳李绍春四人知道。1937年12月底，用普通纸印了第一批钞票。因为纸质和技术原因，仅印两万元，全部为一、二角的小面额。当时市面上小票子极少见到，而上好的白面一袋才不到两元，小面额“农币”大受民众欢迎。于是，经常天还未大亮，就有人在后院银行西小门外排队，等着用“大阎币”换“小农币”。寒风凛冽，冻得人们直跺脚。早起的刘少白一听见门外有动静，就忙着叫大家起来，张罗着开门迎客。两万元角币很快就被兑换得所剩无几。1938年年初，银行又赶印了第二批钞票，面额为一元，共五万元。

兴县最大的商号复庆永，是牛友兰捐献给动委会的资产。牛友兰又拿出一万元资金，在复庆永基础上建立了产销合作社，先后办起了两个纺织厂。为了使大家手里的农币有处可花，刘少白贷款给产销社做流动资金，生产的布匹、袜子、肥皂、牙粉等，既可为八路军部队解决被服给养困难，又通过复庆永等商铺投放市场，回笼货币。兴县农民银行在少白的带领下，不断将资金、给养物资补充给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120师，帮助部队渡过了难关，在贫瘠寒冷的晋西北站住了脚。

西北农民银行

曾任县工商银行副银行长、正科级纪检监察员杨桂牛，是兴县杨家坡村人，退休后，他广泛搜集晋绥边区洪涛印刷厂的史料，其成果撰文发表后反响很好。他之所以潜心研究，是缘于洪涛印刷厂曾在杨家坡驻扎近三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据他介绍：1940年初，晋西北行署决定以原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于当年5月10日成立了西北农民银行，发行西北农币，以取代“法币”和晋币“大花脸”在边区流通使用，并由行署财政处长汤平组建印钞厂，经120师贺龙师长推荐，120师保卫处长李吉宇担任第一任厂长。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建，4月初开始试印五角辅币，当月投放市场，使“法币”“晋币”很快贬值，在晋绥边区停止使用。

洪涛印刷厂

1940年5月1日正式宣布“晋绥边区洪涛印刷厂成立”，为保密起见，印钞厂借用了雁北洪涛山之名，厂址在兴县石楞则村。洪涛印刷厂成立时隶属于晋西北行署财政处领导，1942年5月改为西北农民银行领导，同年7月因精兵简政，西北农民银行和晋西北贸易局合并办公，洪涛印刷厂又划归晋绥边区贸易局领导。因日寇扫荡频繁，洪涛印刷厂曾六次迁厂，先后驻扎兴县蔚汾河川的石楞则、碧村、黄河西岸神府县刘家湾、路家南湾、贾家沟等地，1945年9月日本人投降后，洪涛印刷厂又由贾家沟迁回兴县杨家坡村，1946年冬，印刷厂从张家口接回大石印机一台，小石印机7台，印刷设备增加到40台，职工人数达到500余人。1947年月平均印制西北农币约97亿元，最高月份达到105亿元。1949年1月1日，洪涛印刷厂停止西北农币印刷，9年间共印制西北农币15种面额，26种票样，共约3.8亿张，6439亿元。从兴县农民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到洪涛印刷厂，这种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制的形成，赋予了晋绥根据地建立独立自主经济不可缺少的手段，对巩固、发展和壮大晋绥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实现边区金融独立、财政自主，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兴县军工企业

兴县军工企业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创建到发展和再发展的过程，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

晋绥第一兵工厂

晋绥第一兵工厂创建于1940年3月，由120师从工卫旅选调一批工人，带着几台旧机器和部分工具，与120师修械所合并，在陕北佳县悖牛沟村成立，随着抗战的节节胜利，兵工厂逐步扩大，由机修发展为发电、机器制造、化学、武器制造、修配等13个兵工分兵，成为抗日根据地三大兵工厂之一。1946年春，由悖牛沟村迁至兴县车家庄。当时主要靠人力畜力运输，搬迁运输困难重重。工厂设备有老厂搬来的皮带车床、台虎钳等，以及从大同口泉煤矿、大同平旺发电厂运来的一些机电设备和器材。通过汽车发动机带动发电机发电。生产原料主要用铁路道轨和铸铁。晋绥兵工一厂总人数约300人，技术人员主要来自延安及太原兵工厂。据晋绥工业部1946年统计，全年生产机器10部、手榴弹64378个、子弹27727发、82迫击炮弹9592发、地雷1222个、复装子弹35907发、雷管156424个、弹用高级炸药16476斤、爆破药18525斤、刺刀931把、掷弹筒290门。1949年春，工厂迁往大西北。

晋绥兵工五厂

晋绥兵工五厂创建于1946年兴县贺家圪台村，是在原贺家圪台农具厂的基础上，由保德县扒楼沟迁来的第二军分区炸弹厂和临县张家沟光明村迁来的兵工二厂之一部重新组建而成的颇具规模的军工企业，共有职工500余人，全体职工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边建设边生产，仅用3个月时间就建成了厂房及外围设施。机器安装主要由晋绥兵工六厂的两位中国籍日本人李光指导进行。主要生产掷弹筒弹、60迫击炮弹、60炮射照明弹、木柄手榴弹、手制燃烧弹等。所用铸铁由工厂自己土炉冶炼。由于物质和技术条件限制，所用发射药、引爆药都是自己土法试制而成。1947年我军在西北战场缴获了许多美制60迫击炮，但无炮弹供应。晋绥兵工五厂接受了试制60迫击炮弹的任务，集中力量，攻克技术难关，自己设计制造了简易引信，取代了复杂的美制引信，通过多次试制和改良，过靶成功后投入生产，及时供应了战争需要。1949年5月，兵工五厂完成生产任务后即拆装设备，迁往大西北。留下部分设备和100多名工人在原地改建为兴县农机厂。

晋绥兵工六厂发电厂

还有一座军工企业即晋绥兵工六厂发电厂，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1946年前，兴县城关安装一台以柴油为燃料的小型发电机发电，只供晋绥行署一级机关照明使用。为解决兵工一厂和兵工五厂的用电问题，1946年秋在兴县城东五里的后发达村建设发电厂。当时物质贫乏，技术薄弱，主要发电设备从宁武县轩岗煤矿发电厂拉回来，其中有日本制造的50千瓦和66千瓦发电机组两台，配套的锅炉和蒸汽机，又从大同平旺发电厂运回一些辅助设备和器材。技术人员主要靠两位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自愿加入中国籍的日本技术员李光和林志明。发电厂的厂房建设、机器安装、输电系统、线路架设，都是他们两人一手设计和安装的，不到半年时间，工厂正式发电。兵工六厂所发的电不仅满足了兵工一厂和兵工五厂的需要，还供应了县城至赵家川口晋绥党政军机关、军区被服厂、吕梁印刷厂、洪涛印刷厂、造币厂、军区后方医院及一些轻工业和县城居民的用电。1949年，兵工六厂大部分职工转移到了西安，留下一套机组和20多名技术人员，改为兴县发电厂。

这一段段惊艳的故事，一座座军工企业，一个个生产数据，都倾注着晋绥军民的心血，同样也是一部坚持、发展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