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左国城遗址

② 骨脊山远眺

刘勇 摄

吕梁山脉位于山西的西部，自北而南包括管涔山、关帝山、骨脊山、石楼山、紫荆山、人祖山、孟门山、云丘山、龙门山等，向西南延伸至陕西境内，山势高耸，南北纵贯400千米，犹如人之脊梁，故称为吕梁山。山体东西宽约80－150千米，离石—汾阳以南的山体较窄。山脉北高南低，北段不少山峰超过2700米，南段降低到1000米－1500米。主峰关帝山孝文峰（方山县与交城县交界处）海拔2831米。吕梁山脉以西、黄河以东，为狭长的黄土高原区，吕梁山与黄河形成两道西部屏障，屏护着山西中部的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是古代山西“表里山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秦、赵相争，吕梁山为两国角逐之地。古代的晋阳城、平阳城，皆以吕梁山为战略支撑，因而吕梁山在古代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划分了当时全国的几个经济区：“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多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司马迁笔下的山西、山东，是以崤山（今河南灵宝市东南）为坐标来区分的，龙门、碣石以北，是司马迁对当时崤山以东区域的进一步细分，他给当时山东地区的农耕区和游牧区划了一条线，即著名的“龙门—碣石线”。在龙门以西的关中地区往北、往西，也属于游牧地区，司马迁未作进一步的细分。龙门是司马迁的故里，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少年时代的司马迁，在吕梁山南端的龙门山附近且耕且牧。他十分熟悉南吕梁山东西两侧的农牧业经济状况，应该是他考察了吕梁山的大部分地区之后，才归纳出“龙门—碣石线”。这条线在今山西境内为西南—东北向，从吕梁山南端的龙门山开始，沿着吕梁山脉一路向北，经过临汾、吕梁、太原、忻州，沿恒山山脉，抵达太行山。在司马迁那个时代，整个吕梁山脉都处于盛产马、牛、羊的游牧区，吕梁山—恒山一线，是“龙门—碣石线”的南段。司马迁不会想到，他划出的这条农牧分界线以西，在200年后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聚集区，并在此建立政权，南下中原，引发了长达270年的民族大融合、南北大分裂。

西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失其国，率部落入臣于汉，汉朝割并州北界以安之，首开划地安置北方游牧民族之先河。匈奴一部入居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临近今山西北部。东汉初，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因争夺王位发生内乱，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首领日逐王比率八部匈奴万余人依附东汉称臣，汉朝允许南匈奴入居沿边八郡，今山西北部的大同、朔州、吕梁、忻州一带成为匈奴的合法迁入地。东汉中晚期，不少北匈奴部众归附南匈奴，南匈奴势力大增，到永元二年（90），南匈奴人数达到20多万。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匈奴“户口渐滋，弥漫北朔，转难禁制”，多次发生反叛事件，滋扰东汉边塞。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内部再次发生变乱，攻掠并、凉、幽、冀四州。东汉政府用了几年时间平息了叛乱，但大批南匈奴部众由沿边八郡逐渐深入到并州诸郡，部分南匈奴入居吕梁山地区，南匈奴的王庭也在这一时期迁移到左国城（今方山县南村），吕梁山一带迁入了大量的匈奴人。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将南匈奴分为左、右、前、后、中五部，分别安置在并州诸郡，每部择立贵族为帅，另选汉人为司马对其进行监督。左部一万余落置于兹氏县（今汾阳市），右部六千余落置于祁县（今祁县），中部六千余落置于大陵县（今文水县），北部四千余落置于新兴县（今忻州市忻府区），南部三千余落置于蒲子县（今隰县）。在南匈奴五部中，约三分之二被安置在吕梁山地区。这些南匈奴部众不断地向南迁徙，以至于汾河下游的河东郡北部的吕梁山间都有大量的匈奴人迁入。正始八年（247），朝廷为了加强对入居汾河以北吕梁山的匈奴人进行管理，在河东郡北部建立一个缓冲带，把汾北十县从河东郡划出，设立平阳郡。西晋初年，又有两万余落匈奴内迁，“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这两万余落匈奴中，又有一半入居吕梁山地区。大量的匈奴人入居吕梁山中，改变了吕梁山地区的民族比例。因为担心匈奴对中原地区形成威胁，大臣郭钦甚至提出建议，从中原地区移民到平阳以北的吕梁山各县。进入吕梁山地区的匈奴人，表面上归顺朝廷，“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实际上是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匈奴贵族刘渊在称帝之前，早就在吕梁山腹地蠢蠢欲动。据万历《永宁州志》记载：“刘王晕山，在州治东一百里。上有潭，名饮马池，有峻壁，名飞人崖，昔刘渊都离石时据此，故名。”刘王晕山，在今吕梁市离石区千年村以北的南云顶山区，西距离石一百里，这里是吕梁山脉的山结所在，吕梁山的主峰孝文峰、著名的骨脊山、北武当山等均在离石东北、方山东南这个区域。“左国城”“刘王晕山”这样具有明显匈奴色彩的地名流传久远，充分说明了匈奴人在吕梁山地区的影响巨大。

东汉朝廷在公元140年前后，把南匈奴的王庭安置在吕梁山腹地的左国城，让匈奴的势力在吕梁山地区逐渐蔓延，在战略上是一大失策，等于把太原盆地、临汾盆地的战略支撑区域拱手让出。东汉末年，曹操又在吕梁山地区安置了大量的匈奴人，更是错上加错。西晋初年，又一错再错，继续让内迁的匈奴人入居吕梁山地区。终于在西晋立国仅40年时，在吕梁山腹地发生了影响巨大的匈奴贵族立国称王事件。

永兴元年（304）十月，刘渊在左国城南郊筑坛设祭，自称汉王，建立汉国。左国城位于方山之南、离石之北的北川河谷地，东西为高山，左国城地处北川河与其支流交汇的开阔地带，在此建立城堡，可控制南北向的北川河谷，东西两侧的山地是天然的牧马、练兵之所，这里是经营吕梁山地区的理想之地。左国城的城墙周长达到4000多米，现在遗存的城墙遗迹最高处在外城的东南角，在此可以俯瞰整个河谷。刘渊在左国城起兵，以“复汉”为号召，20天左右，四方归附者就达到五万人，其中不仅有匈奴人，还有不少汉族人士。从东汉永和年间以来，经过160多年的发展，吕梁山腹地已经成为中国北部的民族融合中心。刘渊起兵不久，就部署军队东出吕梁山，攻占附近的介休、中都（今平遥县），威逼晋阳城。后来西晋朝廷任命刘琨到太原担任并州刺史，制约了匈奴汉国向北的发展。侍中刘殷、太傅王育向刘渊分析当时的情形，认为不能偏守离石一隅，应该“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刘渊遂部署军队向南出击，进占平阳、蒲坂，平阳郡、河东郡各县皆被匈奴汉国控制。永嘉二年（308），刘渊带领匈奴部众向南进发，在吕梁山南段的蒲子（今隰县）正式称帝，不久又迁都平阳。永嘉五年（311），匈奴军队攻入洛阳，西晋走向灭亡。在匈奴汉国定都平阳的10年间，他们是以平阳城西部的吕梁山作为战略支撑的。顾祖禹对东汉末年以后吕梁山的军事价值有精辟的论述：“东汉之季，西河尤为多事，迨于刘渊发难，中原陆沉，祸乱之征，未始不自西河始也。”

十六国之后的北魏、东魏、北齐时期，吕梁山地区生活着南匈奴的分支稽胡。稽胡也称“山胡”，史书中称为“离石胡”“西河胡”“汾州胡”。稽胡人数众多，势力强大，不断骚扰汾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北魏立国之初，将吕梁山中的山胡向北迁徙，引起山胡的强烈反抗。天兴元年（398），“离石胡帅呼延铁、西河胡帅张崇等不乐内徙，聚党反叛。”因为稽胡在吕梁山地区据山为险，流动性很强，危害极大，当时把稽胡造成的破坏与水旱灾荒并列，称为“胡荒”。永兴二年（410），北魏明元帝诏令将军周观“率众诣西河离石，镇抚山胡”。永兴五年（413），石楼的吐京胡与离石胡起兵反叛，反叛的山胡在赫连屈丐骑兵部队的策应下，大败北魏的进剿军队。太和二十年（496），吐京胡再次反叛，北魏军队兵分五路进剿。《水经注》记载：“（胜）水西出狐岐之山，东经六壁城南，魏朝旧置六壁于其下，防离石诸胡，因为大镇。”六壁镇即今孝义市西的六壁头村，北魏后期在此置显州。在整个北魏时期，吕梁山地区的山胡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东魏武定三年（545），高欢部署军队进剿吕梁山地区的山胡，兵分南北二道，以斛律金为南道总指挥，由黄栌岭（今汾阳市西北）出击；高欢率部出北道，度赤谼岭（今方山县与岚县接壤处）南下，南北两路合击。可见，以离石为中心的吕梁山腹地，在东魏时期依然是山胡的聚集区，一直对东魏政权形成牵制。北齐时，“汾州（今吉县）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断河路”。吕梁山的黄河沿岸地区都被稽胡控制着，吕梁山地区的稽胡数量数以十万计。天保三年（552），北齐在吕梁山黄栌岭修长城，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置三十六戍。黄栌岭位于今汾阳、离石交界处，社平戍在今五寨县。北齐当时国力正强，不需要防御黄河之西的北周，修筑这道长城，是为了防御吕梁山地区的山胡。天保五年（554），北齐皇帝高洋御驾亲征山胡，北齐军队分三路围剿石楼的山胡，高洋从离石向南，斛律金从六壁城向西，高演从晋州（今临汾市）向西北，三路大军在石楼汇合，斩杀数万山胡，获杂畜十余万。此次山胡在石楼惨败，远近山胡莫不慑服。从北魏初年开始，历经东魏、北齐近200年，政府持续出兵进入吕梁山镇压山胡，可见这几个政权对吕梁山地区的军事价值都不敢等闲视之。北周灭北齐之后，为了有效地管理吕梁山地区的山胡，在离石之西设立定胡县、定胡郡，在离石之北置窟胡县、窟胡郡。

隋朝末年，大业十三年（617）初，马邑太守被部下刘武周杀死，刘武周反叛后依附于突厥。离石一带的山胡在三年前曾经聚众造反，人数多达数万，这时听说刘武周在马邑反叛，又在吕梁山聚众呼应。北朝时期困扰朝廷的山胡问题，在隋末依然存在。李渊从太原起兵时，北边有刘武周和突厥虎视眈眈，西边有吕梁山胡蠢蠢欲动，太原周边的民族成分复杂，政治环境并不乐观。李渊从太原出兵之前，辽山（今左权县）、西河郡都不服从李渊的命令，李渊说：“辽山守株，未足为虑。西河绕山之路，当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李建成、李世民奉命出兵西河。李建成、李世民率领的都是刚招募的新兵，兄弟二人与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严明军纪，秋毫无犯。五天后攻克西河郡城（今汾阳市），九日后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回师晋阳城，李渊十分高兴地说：“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西河郡之战首战告捷，坚定了李渊起兵南下攻取长安的信心。李渊起兵于太原，但首战吕梁山东麓的西河郡，说明他十分看重吕梁山的军事价值，西河郡是唐军的试刀石。七月，李渊先派遣部下张纶率兵进入吕梁山震慑稽胡，自己则到西河郡慰劳官员、民众。李渊部署两个儿子首战西河郡，接着又派兵震慑山胡，尔后又亲自到西河慰劳，正是考虑到吕梁山对太原城的战略支撑作用。控制西河郡，离石一带的山胡不敢轻举妄动，太原附近的安全才能得以保证。李渊的三万大军沿汾河谷地南下河东，在吕梁山中震慑山胡的张纶所部也从离石南下，历经龙泉郡（今石楼县、隰县、蒲县一带）、文城郡（今吉县、乡宁县一带）。九月，张纶所部出吕梁山，抵达河东。可以看出，李渊起兵南下时，分为东西两路，分别从吕梁山两侧南下，主力东路军由西河郡沿汾河谷地经过雀鼠谷、高壁岭、霍邑（今霍州市）、临汾南下；西路军为大军的策应，从吕梁山腹地的离石向南，经过石楼、隰川（今隰县）、蒲县、吉昌（今吉县）、昌宁（今乡宁县）出山。从吕梁山南下的西路军，主要是震慑山胡，控制汾河以西的郡县，保证东路大军的侧翼安全，吕梁山地区的军事价值在隋唐之际凸显。

北宋时期，宋人与西夏隔河对峙，吕梁山地区的岚州（今兴县、岚县一带）、石州（今方山县、离石区、中阳县一带）、隰州（今石楼县、隰县一带）又成为边防重地。

在古代历史上，吕梁山的军事价值还体现在与陕北地区在战略上的呼应。金代末年，蒙古军队从陕北的葭州（今陕西省佳县）向南攻占绥德，之后继续南进，逼近延安。因为延安难以攻克，蒙古军队绕过延安，连克鄜州（今陕西省富县）、坊州（今陕西省黄陵县），威胁关中。金军为了减轻关中的军事压力，部署军队攻占了吕梁山南部的隰州（今隰县），企图西渡黄河，与延安的守军联合，截断鄜州、坊州蒙古军队的后路。蒙古军队获悉黄河东岸的隰州失守，感到事关重大，便停止对关中的进攻，从丹州（今陕西省宜川县）东渡黄河，进围隰州，重新占领隰州，并在隰州、石州（今离石区）之间的吕梁山地区部署军队镇守，确保吕梁山南部的军事要地隰州不再被金军控制。这次隰州之战，说明了吕梁山地区的隰州与陕北重镇延安之间在军事上有密切的呼应关系。

明末清初，以交城县交山为中心的农民起义军，充分发挥吕梁山的军事价值，以山为险，建立营寨，在吕梁山南北转战40余年，一度占领山西境内数十座城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