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吕梁山曾有这样一位人民教育家，他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亲历了新旧政权变革的交替期，当过清末举人，却毅然弃科举入新学。曾受聘任教于多个学校，当过中小学校长，创办了贺昌中学并连任校长，直到病逝，将毕生精力奉献于吕梁教育事业，为吕梁山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譬如，从吕梁山走出的中共早期革命家贺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刘墉如，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牛荫冠，当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通俗读物作家、新中国基础教育的奠基人辛安亭，原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王大昌，原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处长冯静川等等，都曾受业于他，从而走上革命道路。

贺雨亭（贺昌之父）曾赠诗云：“爱君生平最和平，人道好谦憎恶盈。桃李满门无类教，一炉陶冶大裁成”，这个人就是刘菊初先生。

弃科举入新学 创办吕梁第一所人民中学

刘菊初，1879 年生于柳林高辿村，原名安芳，字馨圃，号菊初，参加革命后常以号代名。

自幼熟读诗书，18岁考中秀才。清朝末年，毅然弃科举入新学，先入介休学堂学习2 年；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五日，山西学宪宝大尊师岁考，蒙取录一等第一名，曾得奖赏。光绪三十二年前半年，考入汾州府中学，上课半年，秋季，由本县保送考入省城优级师范学校，宣统元年冬毕业按章、功名为中书科中书衔，师范科举人。从此，开启教学生涯。

抗战爆发前，先后受聘于离石、柳林、平遥、兴县等地中小学校任教，担任过离石县立高小和柳林镇高小校长、县教育会会长、劝学所所长等职务。

抗战爆发后，亲眼目睹日军残暴，又饱尝国民党黑暗统治，对共产党深感同情。晋西北新政权成立之初，他毅然抛弃家园，北上晋西北，到四专署参加革命，受到苏谦益专员的热情接待。

在解放区，耳闻目睹了八路军团结一致、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和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他深有感慨地说：“旧社会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解放区互敬互助、为国为民。”后来，还担任过晋西北四分区大众医院收发员、晋绥边区第一中学校文书、晋绥边区四专署教育科科长、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两届参议员、晋绥边区行政公署行政委员、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

抗战胜利后， 他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创办起了吕梁第一所人民中学——贺昌中学（前身为建新中学），出任校长兼教语文课。因教学有方，授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受到全校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言传身教 教子有方

在旧中国漫长而苦难岁月里，刘菊初恪守“治家勤劳克俭，处世正直无阿”之人生信条，洁身自好，淡泊名利，以教书为本，不屑趋炎附势，不与权势合污，因此受到一些地方劣绅之排挤，被迫多次更换任教学校。民国初年，党派林立，争权夺势，曾有国民党县党部头面人物拉拢入伙，并许诺给其县长之职，都被他婉言谢绝。

在子女教育上，极其认真严谨，不仅要求重学业，更要求重人品。他以微薄之薪水供养子女上学，当孩子上不起自费的学校时，就选择上官费的师范或求助于人，家中老小节衣缩食，尽力保证子女学业。他言传身教，教子有方，6子女及2女婿在抗战时期都参加革命、入了党，成为党政军高级干部。长子刘子镇，1937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同年10月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1949年3月任山西省汾阳中学校长，后任省文物局首任局长、党组书记等职务，既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又培养了大批党的后备干部；次子刘子钦，毕业于山西大学，抗战时在武汉西北农学院、国立编译馆任教员，1949年秘密入党，后任中国农行南京分行襄阳副行长、军管调研科科长等职；三子刘子钟，14岁参加革命，1941年入党，担任过晋绥军区电报室主任、离石军分区电台队长、吉林省广播事业局局长等职，1957年被国防部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长女刘守玉，1940年入党，1942年任晋西北行署托儿所副主任，后任晋绥三专署托儿所所长；次女刘秋贞，1940年在校入党，1942年调晋绥边区三专署干属学校任政治指导员，曾在边区贸易总局、西北农民银行担任会计、主任会计等职；三女刘钧，1937年参加牺盟会，1939年入党，担任过沈阳市教育科科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苏联科科长、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等职；大女婿刘墉如，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1927年入党，担任过太原成成中学校长、晋绥三分区专员、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财政部副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三女婿李初梨，1928年入党，担任中联部副部长、党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委宣传部任秘书、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被推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七、八大代表。

积极倡导教育新理念

在教育工作中，刘菊初积极倡导教育新理念，诸如教育兴国，教师以教育为天职；学生学有所成；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等，这些教育理念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在教学态度上，他认真而严谨，视学生如子女对待，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知识传授于学生，期盼学生早日成才；在教学过程中，他循循善诱，遵循“有教无类”之教学原则，不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对成绩优良者予以表扬鼓励，对成绩落后者耐心施教。与此同时，他还重视课外活动，在离石县高小任教时，常带学生户外参加种地或烧制陶器等活动，既让学生增加了实践知识，又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此项教改之举，多次受到省教育厅的褒奖。

在革命战争时期，刘菊初不顾年事已高，处处严格要求，时时为党和人民尽心竭力。1942年，他跟随牛友兰、刘少白率领的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参观，聆听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教诲，目睹革命圣地延安广大军民的工作生活实况，真正认识了国民党政权之黑暗腐败与解放区人民政权之欣欣向荣，从而坚定了对中国革命事业之必胜信念。在此期间，他撰写了数万字的“延安参观日记”，记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及延安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详情。回到晋西北后，不顾年迈与旅途之劳累，随即奔赴各部队、机关和学校作巡回报告，以教育家的口才，诙谐幽默的语言，介绍延安军民的工作生活情况和国际国内的形势，句句扣人心弦，听者倍受鼓舞，赢得广大官兵的一致好评和拥戴，收到了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和民主革命思想的良好效果。

热心公益

无私奉献

刘菊初不仅热衷于教育事业，而且十分关心公益事业。凡有益于群众的事，他都鼎力相助。民国初年，新政派提倡移风易俗，如剪辫子、禁缠足、戒大烟。他积极响应，大力宣传，晓以利害，并动员吸大烟者到戒烟所戒烟，在自己经济并不宽裕之时，还尽力给戒烟者予以资助。为发展家乡教育事业，他还捐资办学。1921年，官绅不顾民众之疾苦，为修公路，将故乡三村十余里水渠填压，使千亩水田顿成旱地，百姓叫苦连天。他当仁不让，奔走呼号，排除重重阻挠，争得了修渠资金，使千亩水田得以恢复，百姓赞不绝口。

1954年4月，刘菊初病逝于贺昌中学，享年75岁。当时，十里八村的老百姓自发前来为敬香祭奠，三日不绝，令人触目感怀。他生前工诗文、善篆刻。其诗文散见于日记及当年报纸和《现代咏晋词选》中。

一位教育家，一群学子，一方红色热土地，一项教育大使命，在巍巍吕梁山，滔滔黄河边美丽邂逅，书写了一段教育革命诗篇，彰显了一种大美育人情怀，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志士。一代“教育人”有一代“教育人”的梦想与追求，一代“教育人”有一代“教育人”的担当与使命。如今，我们追忆吕梁人民教育家刘菊初先生，就是要学习他平生淡泊自甘、不屑趋炎附势之人生态度，学习他施教有方、不泥于古之创新意识，学习他爱生如子、有教无类之教学情怀，学习他不忘初心、无私奉献之革命精神。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高宇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