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辈罗坦（原名蒋雄）生前使用多年的沙发椅，静静地收藏在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这件由罗坦的儿女们捐赠的革命文物，连结着西北军工的杰出代表罗坦从党领导的延安军工到组织领导新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光荣历史。
罗坦，原名蒋雄，1915年12月生于上海，1936年6月参加革命，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职延安军工、晋绥军工、川南行政公署副局长、西南兵工局处长、二机部副局长兼第五设计院院长、一机部副局长、三机部司长等职务。1963年至1982年，在六机部先后任配套局局长、宜昌三线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生产局局长和副部长，曾参与导弹核潜艇、导弹驱逐舰和远洋测量船队等新型舰船研制和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组织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功率柴油机，提高了船舶性能。1986年8月因病逝世。
延安军工的艰苦创业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贺绿汀创作的这首《游击队之歌》，在抗战时期成为鼓舞八路军战士英勇杀敌的精神力量。但老一辈军工人最爱哼唱的是改了歌词的《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日本狗，没有枪，没有炮，都是我们自己造……”罗坦就是一名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中央军工局走上军工战线并在晋绥军区工业部四厂领导制造火炸药的军工元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目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行，蒋雄积极报名参加苏州红十字救护队从事抗日救国工作。一次，一列满载弹药的火车刚停在苏州火车站上就被敌机炸中，眼看这列火车的炸药将全部被引爆，附近的居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万分紧急。学过机械的救护队长蒋雄临危不惧，奋不顾身来到火车头旁，飞快地跳上机车，将火车开出车站外较远的地方后，又冒着危险，把着火的那节车厢和没有炸着的车厢脱开，把十多节装满炸药的车厢拉走，避免了一场灾难，保护了前线一批急需的弹药。这件事轰动了整个苏州，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刘良模特地到火车站为他采访拍照，并向美国媒体发去报道，在吴县和上海报纸也有刊登，他被当作英雄广为流传。后来，刘良模得知蒋雄盼望去延安的想法后，就把他介绍给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立，经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审查批准后，蒋雄夫妇同去延安，实现了他们坚定不移跟共产党走的愿望。
据罗坦的女儿蒋爱丽在《对父亲的研究与思考》一文中这样论说：我的父母于1938年6月到达延安，他们像所有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一样，为庆祝自己的新生和表达投身革命的决心由组织帮助改了名字，我的父亲蒋雄改名为罗坦，我的母亲宋启忠改名为于影。1938年7月，罗坦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人学校、马列学院学习。当时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急需建设和发展军事工业，罗坦拥有来自上海产业工人的经历和技术，1941年9月从马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中央军工局手榴弹厂，后任总务科科长，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党领导的军工战线。
罗坦第一次走进兵工厂时，虽然这里一切都很简陋，但让他感觉到这里比上海的近代化工厂要可爱得多，因为这是我们工人自己的工厂。贴在车间的大标语“我们多流一滴汗，战士少流一滴血！”更让他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无数前方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们联系起来了，觉得个人真正和集体合为一体了，工作起来增添了更多的力量。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以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责任感使命感发挥艰苦创业、团结群众、模范带头作用，在边区兵工厂发挥技术特长，与工人们因陋就简土法制造枪炮。
这里的兵工厂既没有造武器弹药的原材料，也没有造武器弹药的工具和设备，没有化工厂，更不知怎样制造武器弹药，技术含量较高的火药无从谈起。但是为满足前线抗日将士战场的需要，什么困难也阻止不了军工战士们。1939年4月25日，他们造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支步枪——无名氏马步枪，成为根据地人民军工史上自己制造的第一支步枪。1940年靠土办法做出了高质量的黄火药，1943年生产出子弹。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等敌后根据地参观时连续用“奇迹、奇迹”来形容他们的感受。
晋绥军工的难忘岁月
1945年初，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战役的规模越来越大，弹药用量越来越多，军区首长决定迅速生产高能黄色炸药用于装弹和爆破。罗坦夫妇和战友们奉命到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晋绥军工部工作，罗坦先后担任工程处科长并兼任第四兵工厂副厂长。
人民兵工战线的危险性丝毫不亚于硝烟弥漫的前线战场，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无数军工战士的杰出代表吴运铎，当年在新四军抗日敌后根据地研究试制枪炮武器的过程中，三次身负重伤，被炸掉了左手四个半手指，炸瞎了左眼，右腿被炸断，身上满是伤疤，还残留着弹片，仍忘我工作。他1953年撰写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先后发行了1000多万册，被译为俄、英、德、日等多种外国版本，在青年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与许多西北军工的后代一样，罗坦的儿女们多次问父亲，“您和妈妈在根据地是不是和吴运铎叔叔一样，常常遇到危险啊？”罗坦心情沉重地告诉儿女们：“我们在抗日战争敌后根据地，为实验制造军火，有太多太多像吴运铎叔叔那样受过重伤依旧坚持工作的人，还有无数有名无名英勇牺牲的人……” 罗坦所在的晋绥军区工业部四厂即是晋绥军工部火炸药厂，生产环境极其艰苦。当时，仅有的设备是一些陶瓷器件，因缺少铅原料，没有条件建设“铅室”，不得不使用简陋的陶瓷酸塔，耐腐蚀性、密封性都不好，经常发生二氧化硫外溢现象。同时，当时条件下，不得不采用手工硝化，瓷盆消化工序完全是暴露的，军工战士们必须一滴一滴慢慢将甘油滴到硝酸内混合，不停地轻轻摇动、搅拌和观察温度，以至于军工战士们的衣服很快被腐蚀烂了，皮肤也被腐蚀得一片一片褪皮脱落。硝化水银（雷汞）毒性更大，有一点接触都会引起头痛、头闷，操作2个小时，头上的血管就胀起来，眼睛充血、嘴唇发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虽然有简单的劳动保护措施，但大多数人患了喉头炎、气管炎、肺结核。蒋爱丽回忆说，她们年龄很小时就知道父亲常患肺病，工作劳累就会引起吐血。当时，许多军工战士牙齿珐琅层被腐蚀掉了，有些人病倒了，脸色苍白、皮肤褪皮脱落、衣服破烂不堪。
罗坦和四厂的军工战士们认为，他们的事业是光荣而有意义的。“大家都怀着对敌人刻骨的仇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与前方战士一样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英勇奋战！”正是这样一群起初既不懂也不会制酸制药的军工战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硬是半年多时间内建成了八路军解放军西北最大的火化工厂，从无到有，开创了生产高效炸药的历史。晋绥军工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部队流动机械所发展到17个厂，能自行生产原材料、机器设备、炼铁、发电、机械加工、火化工品等配套比较齐全的武器弹药生产体系。生产出手榴弹2247656枚，掷弹筒弹319090发，各种迫击炮弹153327发，各种炸药136884公斤，发射药9250公斤，机器103部。为了纪念在军工生产中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晋绥军工部于1948年在山西省临县林家坪修建了西北军工烈士塔，塔上分别镌刻着毛泽东、贺龙等领导人和中共晋绥分局的题词和塔记。1948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亲临在建中的烈士塔前深切缅怀牺牲的军工烈士。
罗坦除兼任晋绥火炸药厂副厂长外，还任晋绥军工部工程处科长兼总务股股长，负责组织采办各种材料和原材料，经常要过黄河到对岸的山西碛口镇120师后勤物资供应处采办物资。1946年春节前，罗坦骑马过黄河，由于马在冰面上打滑而受惊，他被重重地摔了下来，瞬间血流满面，整个脸肿胀得非常厉害，门牙全部折断、身体多处受伤，经过紧急治疗和短期恢复后，带着伤痛回到岗位继续工作，这次负伤给他留下了终身残疾。
积极投身新中国国防建设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罗坦奉命到重庆的中央兵工总局西南兵工局任处长，他与西南兵工局工人用不到一年时间组织生产出11种武器，“50”高炮被前线的志愿军称作“万岁炮”。1951年，罗坦与西南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到北京中南海面见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并立下军令状，在一年的时间里“37”高炮如期完成试生产，炮筒还没来得及油漆立即被运往抗美援朝战场，“37”高炮因大量击落美军低空机群，被志愿军称为“铁扫帚”。生产这些高炮的四川望江厂因此受到中央的嘉奖，用这笔钱修建了当地有名的望江中学。
1953年，罗坦夫妇奉命调入北京国家国防工业第二机械工业部，罗坦任二局主管炮弹、火药的副局长及第五勘察设计院院长。1956年随团赴莫斯科谈判，参加苏联援华156项目中军工建设项目的选址审定和建设指挥。在国家“二五”计划期间，罗坦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调度局副局长，他和战友们贯彻军事装备制式化、系列化方针，组织国家武器装备试制工作，同时为国民经济服务，承担了建国十周年天安门阅兵典礼武器装备的生产调度工作，为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阅兵我军彻底改变“万国”装备，基本实现国产化做出了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当时中国领导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但赫鲁晓夫认为核潜艇技术复杂，中国造不了。对此，毛泽东主席回复“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1968年初，中央为研制核潜艇下发了1号特别公函，中央军委决定：核潜艇要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下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场为民族争光的研制核潜艇大战打响了。
核潜艇研制和建造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兼有‘两弹’（原子弹、导弹）和两核（核动力、核武器）的尖端技术，又有水下操作的重大技术难关，研制生产单位涉及上千家研究所和工厂，组织管理牵涉国务院10多个部委和全国27个省、区、市。罗坦在六机部负责领导船舶材料、设备的生产布点和试制及组织配套工作，他创建的“物资一级站”制度迄今还在使用，也因此被熟悉的老同志尊称为“配套大王”。罗坦领导的配套队伍总是亲临设计试验现场，跑遍一个个山沟和山洞，与科研设计人员交谈切磋解决问题。
这位从西北军工走出来的老军工，利用自己在延安时期、晋绥时期、西南时期等军工基地积累的人脉广、关系好、懂业务、技术强、信息准、能吃苦的优势和资源，在全国各大部委、各大地区组织供应配套，总是能够及时供应符合设计师们改进要求的材料和设备，为及时完成中央安排的任务提供了保证。
1975年，60岁的罗坦被委任六机部副部长，他多次代表六机部向邓小平、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我国首次建造“051”导弹驱逐舰、“远望号”测量船队（我国首次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的专用测量船舶）等新型舰船研制生产情况，成为新中国造船系统部级领导干部中唯一一位从延安中央军工局走出来的老军工，全程参加了新中国导弹核潜艇、导弹驱逐舰和远洋测量船队等新型舰船研制和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
这位工人阶级出身的西北军工杰出人物，罗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高宇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