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保存一对看似非常普通的旧碾子和旧磨盘，这些晋西北和陕北农村老百姓家里随处可见的生活用具，却是当年晋绥边区劳动英雄温承鼎等西北军工战士制造枪支弹药的重要工具，是重要的红色革命文物，也是温承鼎等西北军工英雄为人民战争的胜利做出突出贡献的重要历史见证。

温承鼎，吕梁文水县人，生于1908年。1937年11月参加革命，先后在一二○师修械所、晋绥军区后勤部修械厂、晋绥军区工业部一厂、二厂工作，曾任股长、副厂长、厂长等职，是“鼎龙式掷弹简”的发明人之一，并获创造英雄称号。参与研制了轻机枪、“向应式半自动步枪”，是西北兵工厂当之无愧的发明大王。

在党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

温承鼎回忆录中自述：残酷的阶级剥削，逼迫我背井离乡，流入城市，进了太原伪兵工厂当了学徒。不久，因工伤几乎夺去了我的生命，而生命还处于垂危之中的我，竟然又被赶出了工厂。在几位老工人的帮助下，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经过这次折磨我认识到，不革命就没有我们穷人的出路。在党的指引下，我于1937年11月在家乡山西文水参加了游击队三支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4月，党调温承鼎到一二○师修械所工作。温承鼎回忆中记载：当时所长是杨开林。我先后任修械所二股和新枪股股长。1945年任修械一厂副厂长。那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困难，工作条件差，用“白手起家”这个词来形容我们当时的工作，再确切不过了，我到修械所报到时，全所不要说机器没有一部，就连一台老虎钳都没有。这怎么工作？杨所长说：“我们自己造。”为了前线，为了胜利，我们必须自己装备自己，造出武器。同志们怀着这样的共同心愿，群策群力，先把锻出的丝杆毛坯用锉刀锉圆成形，然后再划出丝距，用凿子凿出螺扣来，并用锉刀修磨合格。有了丝杆,再把从敌人手中获缴的铁丝用锉锉成四方的，然后以自制的丝杆作模具，将方铁丝随螺纹绕在丝杆上以其成形,最后,把成形的方铁丝取下焊在老虎钳座的孔上，就这样，我们硬是用手抠了五天，造出了我们修械所的一台“大型”设备。有了这台老虎钳，我们的修械工作立即就展开了，利用它，我们后来又自制了各式简易小型车床等设备，不断加强修械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土办法造出了

轻机枪

温承鼎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兵工厂）的工作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9月，修械所随部队由晋西北出发到冀中开展工作。为了狠狠打击日寇的需要，上级指示自造捷克式轻机枪，党支部决定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我和郝继唐同志。

温承鼎回忆：接受任务后，我首先着手解决一些必要的简易小型设备，经过短时间的连续突击，手头总算有了几件基本工具，于是就动手造起枪来。没有原材料就用缴获敌人的铁轨代替，先把它锻制成型，然后用自制钻床代替靠模铣床钻孔，而后再用凿子扩成所需的孔型，最后用锉子精修成合格品。枪筒孔和来复线的制作就更困难了，没有专用设备，只得靠土办法，在一条长木板凳上钻一个孔，再用手工做了一支九寸一扣丝的丝杆，并在它的前部装了两把能伸缩的小刀，就用它，一次又一次的硬是在枪筒内用手工拉了“来复线”，最后再经过细心的精光几次后，一根合格的机枪管制造成功了。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前后只用了五十多天时间，就造出了我们的第一挺轻机枪（哈其开斯机枪），送到了前线。1940年5月，我们又从冀中转回晋绥军区修械所，与工卫旅合并后成立了修械厂。

自主研制“鼎龙式”掷弹筒

1942年，上级要求生产能压制敌人火力的小炮，老工人温承鼎、吴奎龙参照缴获日军的50掷弹筒，结合当时的生产工艺、物质条件研究设计一种新的掷弹筒。到1944年研制成功，命名为“鼎龙式”掷弹筒，成为当时抗日战场上威震敌胆的重要武器。

温承鼎回忆录中说：记得在1942年，前线的同志们缴获了日本鬼子50掷弹筒，他们反映，这种“小钢饱”使用方便、威力大，要是咱们也能造，配到前线那多好。前线需要，我们就应该造，再困难也要把它造出来。领导很支持我们，我和吴奎龙同志担起了这个任务。我们一开始就面临没有80毫米大直径的圆钢作炮筒的困难。老工人、技术员都主动出主意想办法，经过研究，最后我们决定用毛铁取代圆钢。先把毛铁锻成方条，然后再锻成一节长为150毫米的盘簧形圆圈，而后一节一节地把它烧红锻焊成一个整圆筒（四节组成一只炮筒），再经车床加工就成了一个理想的掷弹筒的筒体了。但是，也有人认为毛铁作炮筒不行，说：书上找不出这种方法，靠不住。

党组织领导和同志们的积极支持，使温承鼎、吴奎龙决定继续造下去。他们又对日本50掷弹筒反复作了分析，并大胆的做了改进。经过五个多月的努力，自己研制的掷弹筒终于制造成功了，比日本鬼子的掷弹筒发射稳定性更好、发射速度更快、命中精度更高。主要原因是：①我们将日本50掷弹筒的拉式发火改成按式发火，防止了弹筒因击发而产生的摆动，使发射稳定性好，命中率高；②将他们那套复杂的升降式瞄准器，改成简单的角度式瞄准器。这样就大大缩短了瞄准操作、发射时间，提高了射速，增强了对敌杀伤的威力，很受前线指战员的欢迎。上级出于鼓励，决定将它命名为“鼎龙式掷弹筒”（取两个制造人温承鼎和吴奎龙姓名的最后一个字命名），并决定成批生产。最高月产达到六十门。这种掷弹筒现在还陈列在国家军事博物馆里。

研制“向应式半自动步枪”

1944年，温承鼎参与晋绥军区后勤部修械厂研制七九式半自动步枪，到1946年试制成功，当年为悼念关向应政委，命名为“向应式半自动步枪”。

温承鼎回忆：1944年，我在光荣出席晋绥边区劳模大会期间，提出了将所有废枪管利用起来，研制连发式自动步枪的计划来回答大会对我的表扬和奖励。回厂后，我就着手简化机匣内复杂结构，把它改制成为“酒瓶式机匣”，并把它与修复后的79式步枪废枪管组合，终于研制成功了自动步枪。其性能比美国自动步枪要好，比它的精度高，主要是我们的自动步枪初速比美国的快——我们的初速800米/秒，美国的500米/秒。射程也比美国的自动步枪远300米。正当自动步枪试制成功时，一二○师的政委关向应同志不幸去世。为了纪念他，我们沉痛地提议并经厂党组织决定，将这种自动步枪定名为“向应式自动步枪”。现在，“向应式半自动步枪”在国家军事博物馆里还有陈列。

磨盘碾子制各种弹药

抗日战争后期，我军缴获的各式轻重武器逐步增多。这时前线急需的已不再是枪支，而是各种规格的弹药了。上级要求除完成原有任务外，每月还要增产七九步枪子弹5000至8000发，六五步枪子弹4000至5000发，五○炮弹5000至8000发，六○炮弹2000至4000发，八二迫击炮弹2000至3000发，山炮弹300至1000发；四号雷管8000至10000个，五号雷管4000至8000个，八号雷管3000至6000个。

温承鼎回忆说：为了前线抗日战争胜利的需要，晋绥军区后勤部修械厂工人同志们坚决接受了任务，并发动全厂同志，不分昼夜地大干起来。首先，我们集中群众的才智解决设备不足的问题。子弹收口、雷管成型、炮弹尾翅等的加工，没有压力机是不行的。同志们还用老办法赶制出丝杆、丝母，我们又想出利用老百姓的旧磨盘和马车轮子代替压力机摩擦盘的办法，制成了压力机等设备，有了设备，没有原料也生产不出来弹药呀！在党的领导下，任何困难也难不住我们军工战士。我们用铜元做弹头、雷管的原料，再用边角料在碾片机上碾成片材作各种子弹炮弹底火的原料，冲压成型；用敌人的铁路钢轨作各式模具、工具的原料。铁轨硬度不够当时成了大问题，我反复研究和试验，结果采用固体渗碳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办法是在一铸铁箱中间放上工件，四周按70%木炭粉、30%骨粉的比例装满铁箱。然后使其在800-850度的高温中保持四个小时，而后出炉，使其自然降温，最后再经热处理。热处理要求工件加温至900度时，立即取出并放入30度的水中冷却五至八秒钟后取出工件，再放入油中冷却就成了。冷却采用先水后油，经过多次试验证明是正确的，先水冷却得到了所需的硬度，后油冷却又防止了工件在冷却时变形。自此，在当时条件下成功的解决了用普通钢代替工具钢的问题，使一厂、二厂的模、冲和锉、钻等用钢质量得到了解决，从而保证了上级交给的大量增产弹药支援前线的任务顺利完成。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本就没有测温度测硬度设备以及其他化验手段。全体军工战士靠着忠于党的事业的坚强决心，靠着一切为了前线打胜仗的精神，硬是刻苦钻研技术，不断总结经验，练就了一手眼看火色定温度的硬功夫。温承鼎回忆：全国解放后，晋绥兵工创造的这些方法在人民兵工事业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1952年，在成都前进机器厂接受抗美援朝任务，生产2000个机枪拨弹盘时，因采购员误将45号中碳钢当作高碳钢购回，致使2000个拨弹盘制成后，经热处理其硬度就是达不到58度以上，温承鼎用晋绥根据地的老方法作了处理，用硬度测试机测定都达到了58-62度，满足了产品的要求，圆满完成了抗美援朝的任务。后又做了一次渗碳和热处理试验，并利用现代测试设备作了各种测试。测试结果证明，抗战时期在极度困难条件下取得的这些创造性的经验都是靠得住的好办法。

西北兵工厂的辉煌成就，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兵工集体智慧的结晶，温承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他无愧于人民兵工的发明大王。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高宇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