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带来的甘苦滋味、哀乐情绪成为中国古诗词的主题之一。苏轼之所以能成为中华历史上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成为后世不断学习的楷模，不仅在于他超凡的文学才华，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在“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捧读苏轼的诗词，我们可以窥见他笔下劳动人民的身影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苏轼任杭州通判，经常到下面的县城和村乡视察，当时此地刚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而灾害后将面临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饥荒。为此苏轼几乎席不暇暖，奔走于四乡八县，一边组织抵抗自然灾害，一边赈济灾民。劳碌奔波固然在所不辞，但竭尽全力却不能解决百姓苦难，使得苏轼内心非常自责，不能救百姓于水火，才是苏轼心中难以排遣的痛苦。

有一次，他路过无锡，看到当时一种新式农具——龙骨车，农民利用龙骨车车水抗旱，效率远胜人力，苏轼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可以大力推广使用，并热情地写诗赞美道：

《无锡道中赋水车》：“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见老农泣，唤取阿香推雷车。”这是一首咏物诗。首联以比喻的手法写水车的形象，“翻翻联联”“荦荦确确”以叠字一摹动，一写静，言水车动如鸦之衔尾，静如蜕骨之蛇，极为准确生动。颔联写水车的功用，车水入田、稻秧青翠碧绿，惹人喜爱。颈联写天旱，“欲飞沙”及“鼍鸣窟中”的传说，形象揭示出天旱的极其严重。尾联写农民的抗旱，进一步歌颂水车，天旱盼雨，但“天工”不见，下雨无望，因之老翁悲“泣”，靠天不能，只好自救，于是呼唤子女推水车抗旱。“阿香”本神话中的女神，此用来指车水的农民，“雷车”是天神布云下雨的工具，这里用来指水车，进一步把水车的功用强调到一个新的高度。全诗想象丰富，构思奇妙，笔力矫健，既见水车这一农具在抗旱保苗中的重要作用，也通过对水车的歌咏，折射出农民与天抗争、征服灾难的精神。同时也歌颂了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

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苏轼调任徐州。次年，徐州遭遇春旱，苏轼去城东石潭祈雨，写下《徐州祈雨青词》和《起伏龙行》。诗中描述徐州大旱的情景：“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大概是心诚则灵，祈雨后不久，徐州普降甘霖，旱情缓解，百姓生活恢复正常。

此后，苏轼写下组词《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反映恢复正常生产生活之后的徐州，尤其是农民虽然艰苦却也充满欢乐的劳动生活场景。其中第四首尤其脍炙人口：“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词的上半阕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既繁忙又宁静的劳动场景，而苏轼作为父母官的欣慰也暗含其中。劳动的繁忙说明老百姓的经济来源是有保障的，村庄的整体经济状况是比较稳定的，随性随意的状态说明老百姓的生活颇有安全感。词的下半阕则讲述了他微服私访的个人感受。夏日中午，苏轼在乡村小道上走得又热又困又累，几根黄瓜吃下去还是不解渴，只想大口大口灌几碗凉茶痛快一下。于是他信步走到一户农家门口，敲敲柴门“试问野人家”。在古代的语境中，“野人”指农夫、居住在村野里的村民。苏轼曾说，他出身于农村，原本就是个“田间野人”，所以当他随意敲起一扇柴门时，是真的把“野人”当成了“家人”。虽然身为“使君”，但他从未忘记自己起于乡村田野，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在苏轼的文字中，一直闪亮着劳动人民勤劳质朴的美好身影。

如若不是爱民如子的苏轼，换了其他人又怎会如此关心民生，又怎会有这样的想象力，留下这样一些劳动人民的赞歌！这样的作品，不仅在中国诗歌史上凤毛麟角。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也十分罕见。 （聂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