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初期建立根据地的斗争
(1937年——1940年)
抗日战争中的离石四区是晋西北之南大门，在离汾公路线上，东至交城山，西与陕甘宁边区相依。其中军渡、孟门，也是党中央、毛主席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之交通要道。离石四区处于离方、离临两条公路线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我党和敌伪对这块地方都很重视，双方争夺得非常激烈。
1937年春，离石来了牺盟特派员阎景纯，四区派来牺盟秘书薛丕华，他们就是该县区共产党的负责人，一来就宣传抗日，发展牺盟会员，我和雒贵岐、阎良田等同志参加了牺盟会，雒贵岐同志为组长。丕华同志让我到店坪编村帮助村政权搞统战，开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的工作。后来在会员中吸收了贵岐、良田(当时良田在阎家坡编村活动)等同志为共产党员，我区党的组织建立从此开始。
同年秋，续范亭先生为主任，南汉宸、程子华等参加领导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因太原日寇轰炸而转移离石，在发动群众方面也起了应有的作用，还给我区派来刘兴帮任区长。
11月8日，日寇进攻太原。阎锡山一枪不发，弃城南逃，太原被日寇占领。阎匪溃兵沿途抢劫，退到哪儿，抢到哪儿。当时我在茂塔坪教书，被溃兵把我拉走，巡田的吴丑儿追到盛地，花了二十元银洋放我回校，结算工薪归还了丑儿，只好赤手回家。回家后，发动邻居打崖窑，准备空室清野，以防阎匪日寇抢劫。不出所料，阎锡山的溃兵二百余人马，就到我东社村盘踞九日，家里的粮食财物全部抢空，还把村外避雨窑藏的群众所带之衣物抢光；有的群众没走脱被打致残；数九寒天大雪封山，产妇野外生娃，母子都留下后遗症。直到溃兵走后人们才敢回家，只见米面都被溃兵倒在院里喂了牲口，我父亲驮炭的那头瘸毛驴也被拉走，致使村民过春节无衣无食，饥寒交迫。
1938年3月9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凌晨，日寇侵占离石城。14日鬼子来到四区牺盟会所在地大武镇。17日开始大屠杀，共杀害穆成仓、穆成库兄弟等三百六十余人，如李儿则全家五口都杀绝。其残杀手段，真是惨不忍睹。窨则场、石坡壕、油房沟血流成河尸成山。日寇血洗大武镇的血债，全县人民世代难忘。当时阎匪三十五军就驻扎在大武，却避而不战，坐视日寇残杀人民，占据了大武镇。
我区牺盟会转移到马头山后，在雒家庄一带坚持工作，共产党员雒逢钦、张炳等同志，通过合法形式，组织农协会，发展党员建立地下支部，宣传十大纲领，开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运动，发动和组织群众与破坏合理负担的阎伪村长刘汝彩、山后虎武俊杰展开游行示威斗争。对土豪劣绅李岐润召开说理斗争大会，使其低头认罪，交出合理负担的粮款。但他们互相勾结串通伪区长吉清廉，密告伪县政府反动县长戚振华，将阎良田、雒逢钦等同志逮捕入狱。后以雒贵岐等同志为代表的全区群众签名请愿，伪县政府被逼才先后释放了我们的同志。
同年冬，我在李家山任小教，贵岐叫我在该村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地主密告伪县政府，当时县教育局长陈天固是国民党员，他撤销了我的任教资格，还出传票传我到县，最后我被阎务直请到临县任代教才脱了险。
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变抗日为和日，变联共为反共，发动了12月政变，动用六个军的兵力，向我新军展开全面进攻。我区由雒贵岐等同志成立了游击队和四区党委会，领导人民以民主的方式，选掉了反动的村长刘汝彩等人，我县牺盟会派来高明性同志任区长，迫使伪区长裴忠交出印来，区政权才到了我们手里。反动分子王树枝，又武装占领了区政府，我们的游击队赶跑了王树枝，再次夺回区政府(以后高明性调任六区区长)。
新军经过半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彻底粉碎了旧军的进攻。仗打完后，一二〇师主力从冀中赶回晋西北，从此晋西北就成为屏障陕甘宁边区的一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晋西北顽军和旧政权已被我军民在粉碎国民党反共斗争中基本肃清，从而结束了抗战以来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成立了统战性质的军政民联合委员会，贺龙同志任主任委员。为各级新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晋西南、北区合并，成立了晋西区党委，林枫同志任书记，开始了晋西北根据地建设的新时期。
1940年1月1日，离石县人民政府在石安村成立，共产党员梁延檀被公举为县长。中共离石县委改为“敌后工作团”，先由卫一清书记兼团长，后为张涛。并在“敌工团”领导下建立县抗联，崔映国同志任主任。
我四区由薛安居任区长，卜立功任“敌工团”书记兼团长，薛丕华任抗联主任。工会秘书武思问、农会秘书阎良田、青救会秘书王建林、妇救会秘书刘玉兰，我任教救会秘书。
早在1938年，日寇占领我离石、大武、柳林等公路沿线，造成了全县统一领导的困难。“晋西事变”旧军失败后，我党中央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阎锡山谈判，双方和谈划定汾离公路南北为界，南属阎管区，北属我抗日民主解放区。为了武装保卫政权，除建立各村的抗日自卫队外，我县还成立了抗日游击大队，由县委书记卫一清任政委。我区建立了游击中队，卜立功书记任指导员，我任文化教员。调薛安居同志任一区中队长，由康希禹接任四区区长。我区自卫武装成立后，抵抗日寇的扫荡，保卫区政权。还建立了站岗放哨制度。大力开展四大动员，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献金、献粮、献军鞋，支援部队抗日。通过工农青妇教和儿童团组织，进行革命教育，使群众了解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进步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加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二、抗战中期反对日寇 “扫荡”“蚕食”的斗争
(1940年——1942年)
晋西事变之后，日寇乘我四区抗日政权初建之际，接连向我区实行了空前未有的春、夏、冬三次大“扫荡”，妄图将我抗日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1940年3月10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日)，日寇从大武据点出发，对我东社村进行大“扫荡”。当时我在四区，胞弟李晋在二区跟雒贵岐开辟工作，日寇在汉奸的带领下，把我家的房屋用具、衣被食粮，一火烧成灰烬。使我父母妻子弟侄等全家十五口人，无家可归，饥寒交迫，母亲受饿不日逝世，妻子离乡背井，逃出火坑，到我根据地参加革命，在三分区干属校工作学习。鬼子还烧了堂叔友泉、族侄学仁的几间房，并把村民都抢光，使全村人遭受饥寒。从此日寇对我区村，由“碉堡”政策进而为“囚笼”政策，如在我区店坪、石门墕和西属巴、张家山等村庄，后又延及临南的钟底、三交镇建筑据点碉堡与护沟护墙，来把我根据地县、区、村分割破碎，并加紧对各个被分割的县、区、村进行封锁，就是用公路这条铁链圈起来，再用碉堡铁锁锁住，使我军政民被迫分散，而活动与转移渐加困难。继而由围攻到“扫荡”，后来更用连续、反复“扫荡”，以及对我后方的急行奔袭等战术，来达到消灭我军民、蚕食我区村根据地的目的。
3月下旬，大武，石门墕之敌四百余人，再次向我离石四区、临县进犯。当时我区四大动员收到大部献金，为避敌抢走，我们政工人员、游击大队，背上献金，西向临南根据地马家山、黍局上一带打游击。敌人“扫荡”我区后，进犯临县湫水河，一路下至碛口绕小川，一路沿湫水河至白文镇，配合寄岢岚、五寨之敌反复“扫荡”，竟把我区、三交区游击队包围起来，在此危急情况下，我与三交区长阎继武同志取得联系，准备渡过小川到西河畔摆脱包围圈，不想小川已被敌人占领，我们日夜在山头准备与敌战斗，幸有我工卫旅、暂一师三十六团歼灭、击退进犯岢岚之敌，临县之敌闻讯撤走，我们才解围保全了献金。但是日寇在我区反复“扫荡”，烧杀抢甚惨，雒家庄烧了不少房，在南后庄虽然全村都搜遍连个人影也没见，但抢劫财物不计其数。
我区党政军民在区党委的领导下，通过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宣传和发动群众，一面坚壁清野，一面拿起武器，同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斗争。早在1939年10月，由雒贵岐、武泽升同志领导成立的第一个游击小组(后为一一五师二中队)，在晋西事变前后，缴获阎伪区公所步枪四支，又在打溃兵夺武器运动后，各村自卫队都有了武器，从新政权建立起，这些游击小组、自卫队，在反“扫荡”、掩护群众转移、坚壁清野和配合正规部队攻袭石门墕敌据点的战斗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他们除站岗放哨、掩护群众脱险，保卫其生命财产外，还能采用游击战术和小股敌人作战。
我区处在靠近敌人的最前沿地区，日寇的每次大“扫荡”，大武、石门墕之敌，必先经四区才能深入我内地。因此，当时敌我双方拉锯式的战争是非常紧张激烈的。我们首先加强了区游击队和各村自卫队的工作，开展分散游击的战术，对付敌人的碉堡政策。破坏敌人交通，在敌人出发必经之险要大道挖开壕，并埋上地雷封锁敌人，砍电杆、割电线断绝敌人联系，三天两头袭扰石门墕敌据点，使敌人坐卧不安，一般不敢出动。
为防止敌人偷袭和黑狗子、汉奸的活动，我们还组织自卫队、妇女儿童，坚持站岗放哨查路条，日夜轮流不放松。为加强放好哨，我特意编了十首妇女放哨歌，其一：“时到五点钟，太阳从东升，小妇女来放哨，盘查行路人”，采用了绣荷包曲谱。我还从牺盟会抄来一首儿童歌曲：“小兄弟，小姐妹，大家齐步向前跑!跑跑跑，跑跑跑，一跑跑到山岗上，齐将敌人杀!……别说我们年纪小，救国的责任，要我们来担当，凶恶的敌人，要我们来打倒”。把这些歌让小学教师教唱，并在各村都设立扫盲识字牌，在黑板上表扬好人好事和抗日新闻等。例如东社的李根香(现在四川)、白改则当时都是妇救会的好干部。当时我区的民兵、妇女和儿童非常活跃，到处都是手里拿着大刀红缨枪，口里唱着自己的歌，碰上来人必查个水落石出，还要认会识字牌上“打出日本去”……的字才放行。农会组织男人勤耕作，改善生活交公粮；妇教会发动纺织做军鞋，儿童团侦察敌情送情报；青救会组织民兵游击队，对敌人进行武装斗争。
日寇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杀我人民，捕我壮丁，以摧毁我根据地内的人力，烧我房屋，抢我粮食、器具、财物，以破坏我财力物力。1940年6月12日，敌人以两万余兵力，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开始了对晋西北的夏季“扫荡”。我工卫旅“避开合击”，二十一、二十二两个团与敌人周旋在交城山区。根据敌工组内线情况得知这一情报，我区游击队、党政人员（留守一部分坚持领导各村工作）和二区区长雒贵岐、助理员李晋及决死四纵队教导员高日升和两个排长共数十人，组成一支战斗队。除了老高的好手枪、冲锋枪外，我们的是步枪、牛枪、手榴弹，还有土枪大刀。每人一个米粮袋，装的是炒豆、莜麦、糠炒面。这支战斗队由卜立功、薛丕华、高日升和区长康希禹领导。石门墕之敌向西进犯，我们就从敌碉堡东进，冲过离方封锁线，跑步到达吕梁山主峰上的一个小村庄驻扎。老薛叫我负责民运，开展抗日救亡必胜的宣传，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一个月的时间内，在五区征集送走三批兵员。征集还要进行，敌人西进反击回来包围了我们，正在想法突围的时候，刚好我工卫旅某部从两夹囫来，接火冲杀敌人，才使我们冲出包围圈，上了东山一个小庄，天黑才将带的午饭吃了。翻过山将进史家沟，村口哨兵打了连发信号枪，老卜说这是五区游击队，叫派人去联系，我说：“我去吧!”快进村时我忽然想到连发枪可能是敌人，忙退出问老卜：“咱先喊话再联系，行吗?”老卜很同意，爬到村口地坪上去喊话：“四区老卜来了，你们是五区游击队吗?”
喊了几次不应声，再静听，听到有洋马啃草声，肯定是敌人，我们马上隐蔽在村口坡地上，准备战斗。但敌人已出发到了村口，决死队排长扛支冲锋枪，手拉着枪栓让敌人站住。我们的步枪、牛枪都拉拴推上子弹，作好射击准备，手榴弹导火线都拽出来套在手指上，准备和敌人打一场夜间遇战。哪知敌人不敢接火，停了一下顺沟走了，在北山扎营下寨。我们尾随敌人上了半山腰，怕吃亏只好返回史家沟，上了南山天刚亮。白天，为了防备敌人炮击和搜山，三五分散，保持联系，每天都有敌机来空袭，但由于灌木林浓密，我们隐蔽的好，没有被敌人发现。在山上吃的是糠炒面，渴了就喝冷水。尚德同志行军中掉了队，躲在山沟里不敢出来。后来找到部队，他说炒面早已吃完，找不到部队快要饿死了。
原来，这股敌人是从吴城据点来的，分进合击我交城山上的工卫旅，被我们牵住牛鼻子，七八天不敢前进。对我工卫旅歼敌取胜起了配合作用。
当战斗队返回小东川时，只见地里庄稼成了放马滩，群众逃难尚未返家，村庄被烧成瓦砾废墟，万恶的日本侵略者，欠下了中国人民多少血债啊!我们穿过吕梁主峰两夹囫，抢渡峪口敌人据点，绕道临县墕头返回池家峁，才知我母亲饿死入土已经月余，我弟兄两个化悲痛为力量，决心为抗日不怕牺牲奋斗到底。
同年五月，我区为了开展对敌斗争，抗联郝廷龙等同志在白家山组织了几个村公所的干部开会，有冯家坡村长侯国岐，白家山村长李全信、文书李珍、教员李元学，班家洼村长雒鸿斌，东社妇救会李根香、白改则，民兵李富珍、李修俊和后庄李编根、部队老王等同志。不料汉奸××报告了大武的敌人，当天晚上出动包围了白家山，我民兵和同志们奋起反击。在激烈的战斗中，族弟李富珍、外甥李缠根光荣牺牲。郝廷龙、雒鸿斌和老王三同志被捕后，敌人严刑拷打不屈服，英勇就义。当时我李家山驻军某部闻讯赶到，击退敌人，干部民兵群众解围后镇压了汉奸。
(据《吕梁党史资料》第五辑 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年4月编印 作者 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