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纵览建国前的汾阳红色党史，我们会惊喜地发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她都有一个独特的标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一前一后“两个特别支部”，抗日战争时期则是一南一北“两个县委”，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一上一下“两个市委”。这些独特的标识成为横亘在那段波澜起伏的历史阶段所无法逾越的高峰。铭义中学、汾阳医院、南马庄、敖坡、王家社、罗城、交口，一个个汾阳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名，就像一个个锚点，在时空交织的立体坐标系上，为我们勾勒出了汾阳地方党组织产生发展的清晰脉络。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两个特别支部”的前赴后继和接续斗争
1、大革命时期在铭义中学诞生的中共汾阳特别支部 （1925年秋-1926.12)
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汾阳传播，地方先进知识分子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党团组织应运而生。1923年夏，社会主义青年团汾阳支部首先在河汾中学成立，进步学生李舜卿担任支部书记。1924年初，社会主义青年团直晋区委书记贺昌在汾阳活动期间，批准李舜卿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直接转为中共党员。由此，李舜卿成为汾阳第一个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汾阳地方组织的建立，为中共汾阳党组织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5年秋，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在铭义中学成立，武子程担任支部书记，此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基督教汾阳青年会干事。因当时山西尚未建立统一的全省党组织，中共汾阳特别支部直属中共北方区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吕梁的第一个地方组织，同时也是在山西建立最早的一个地方组织。
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建立后，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汾阳党组织迅猛发展。1926年12月，中共汾阳特支被改建为中共汾阳地方执行委员会。这时，汾阳的中共党员人数由刚成立时的不到10人发展到50多人，党组织发展到周边孝义、离石、临县3个县，下属组织发展为5个党支部，连同3个县的4个基层组织已发展为9个基层组织，分别是：铭义中学支部、河汾中学支部、市面支部、神道学校支部、崇德女校支部、孝义县党组织、离石县柳林镇党组织、临县碛口镇党组织、临县曲峪镇党组织。1927年6月，中共汾阳地执委改建为中共汾阳县委。李伯生任县委书记，成为汾阳第一任县委书记。1927年7月大革命归于失败，阎锡山当局和国民党右派开始通缉逮捕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中共汾阳县委的活动完全陷入停顿。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汾阳医院重建的中共汾阳特别支部 （1931.5-1934.1）
1930年11月，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落败的冯玉祥来到汾阳，其所属部西北陆军军官学校与警官学校合并，由开封撤至汾阳，开封军校易名汾阳军校，驻县城文庙内。汾阳军校为汾阳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汾阳军校中的中共党组织在与山西特委取得联系后，将军校党支部改为中共汾阳军事工作委员会。军工委成立后，积极发展地方党组织。1931年5月，在军工委的帮助下，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在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汾阳医院成立，张景纲担任支部书记，其公开身份是汾阳医院护士。1932年2月中共河北省委派冯玉祥长子冯洪国等来汾，以汾阳军校为掩护，建立了中共汾阳临时县委。同年5月，中共汾阳临时县委改为中共汾阳区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汾阳、离石、介休、孝义四县党组织的工作。1933年5月，冯玉祥率部开赴察哈尔抗日前线，汾阳军校也随军北上。离汾前夕，区工委将在地方发展的20多名党员组织关系移交中共汾阳特别支部。重建后的中共汾阳特别支部，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汾阳医院设立了秘密交通站，负责军工委、区工委与山西特委及陕北地区党组织的联络、接应来往地下人员、传递情报、转运枪支弹药并通过汾阳医院收治红军游击队伤病员。
1932年春，中共汾阳特支的活动引起汾阳医院院方和阎锡山汾阳当局的怀疑，书记张景纲被迫转移，由汾阳医院护士李文炯接任。1934年1月，由于叛徒告密李文炯被捕。至此，中共汾阳特别支部遭到完全破坏。
抗日战争时期 “两个县委”的南北呼应和团结抗战
1、扎根于汾阳南部地区的中共汾阳县委 （1937.12-1938.8）
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为挽救民族危亡，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1937年11月，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来到汾孝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随行的还有八路军总部教导队与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八路军政治部工作团的帮助下，汾阳党组织开始恢复。1937年12月底，中共汾阳县委重建，驻地在三泉南马庄，朱宝善任县委书记。县委先后隶属于中共晋西特委和中共汾孝特委，主要活动范围在汾阳南部地区的二区、三区和五区，也就是现在的阳城镇、演武镇、三泉镇、石庄镇、肖家庄镇、冀村镇城子一带。1938年5月，北方局宣传干事柳林调任县委书记以后，县委成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和五个区委。县委还以山西战动总会合法名义，建立了汾阳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县动委会具有半政权性质，当时代行汾阳县政府职权。1938年8月2日，日军偷袭县委驻地南马庄，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马庄惨案，42名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县委、县动委会、牺盟会汾阳分会被迫转移至汾孝交界处的北川头一带活动。同年8月，根据对敌斗争形势恶化的实际，中共晋西南省委决定，中共汾阳县委与孝义县委合并，组成了中共汾孝中心县委，继续领导汾阳南部地区的对敌斗争。
2、转战于汾阳北部边山地区的中共汾北县委 （1938.12-1940.2）
1938年夏，中共文交工委因交城县反顽斗争形势的恶化，转移到汾阳北部边山地区活动。不久，中共晋西北省委将中共文交工委扩大为文交汾介工委，后又改为中共文交中心县委。1938年12月，中共汾北工委在汾阳北部地区建立，隶属中共文交中心县委。1939年3月，中共汾北工委改为中共汾北县委，仍归中共文交中心县委领导，驻地在汾阳敖坡村，王振东任县委书记。1938年2月，日军侵占汾阳县城后，阎锡山当局的汾阳县政府县长逃跑，活动于汾阳北部边山地区的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旅派钟善云担任了汾阳县长，县政府驻地在汾阳交口村。当时的汾阳县政府虽然形式上由阎锡山当局委派，但实际上已成为中共汾北工委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1939年1月，牺盟会汾北县分会也成立，华国锋担任秘书，负责牺盟会汾北县分会工作。中共汾北工委的成立，使汾南、汾北先后有了两个县级党组织，形成了南北分割、并存发展又紧密联系、互为犄角的局面。1938年底，中共汾北工委与中共汾孝中心县委接上联系，为便于工作开展，中共汾孝中心县委将五区移交给中共汾北工委领导。1939年12月，汾南、汾北党组织紧密配合，协同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粉碎了顽固势力的进攻，取得反顽斗争的胜利。1940年2月，中共晋西区党委决定，将并入汾孝中心县委的原中共汾阳县委与中共汾北县委合并，组成统一的中共汾阳县委。同时，成立汾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委、县政府驻地均在汾阳三道川王家社（现属文水县）。至此，汾阳县党组织南北分隔的局面结束。1943年2月，为加强对汾阳、文水对敌斗争的领导，组建了新的中共汾文中心县委。1944年10月，因文水县对敌斗争环境恶化，又组成汾文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在汾阳敖坡村。
解放战争时期 “两个市委”的短暂存在和巩固建政
1、县级市建制的中共汾阳市委 （1948.7-1948.9）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中共汾文中心县委撤销，汾阳、文水两县重新分设。此时汾阳抗日军民在中共汾阳县委领导下解放了广大的乡村，1945年8月29日在解放县城时遭到日军的垂死反抗，晋绥野战军67名战士被毒烟熏呛而壮烈牺牲，史称“洞口事件”。之后，县城被阎军从日军手中接管。阎军企图继续抢占抗战胜利果实，进一步抢占地盘。1945年10月，阎军由县城向解放区扩张，袭击县委、县政府驻地罗城。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内战爆发，阎军向汾阳平川解放区发动进攻，1946年10月，县委、县政府移驻头道川交口村。1947年在经历汾孝战役和山庄头战斗后，阎军受到致命打击，面临崩溃之势。1948年7月11日阎军弃城而逃，7月12日，汾阳县城宣告解放，结束了阎锡山政权在汾阳的统治。为了取得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中共晋绥八地委决定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晋西重镇汾阳筹建汾阳市，并组建了中共汾阳城市工作委员会。7月17日，中共汾阳市委宣告成立，市委驻地汾阳城内，李步瀛任市委书记，成为汾阳第一任市委书记。市委工作机构有组织部和宣传部，下属组织有东街区委、东关区委、西南区委、西北区委四个区委，当时先后归晋绥八地委和晋中二地委领导。
2、区级市建制的中共汾阳市委
（1948.9-1949.4）
1948年9月，汾阳市降格为汾阳县辖的区级市，相当于后来的城关镇。因此，中共汾阳市委改属中共汾阳县委领导。1949年4月，汾阳市又改称汾阳县城关区，中共汾阳市委改称中共汾阳县城关区区委，与第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六区、七区、九区共8个区委受汾阳县委领导。至此，区级市建置的中共汾阳市委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人们永恒的回忆。
不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亦或是解放战争时期，英雄的汾阳人民在汾阳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汾阳大地谱写了惊天动地的辉煌篇章。这些都是革命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今天我们重温这些红色经典，更能让我们从中赓续红色基因和血脉，汲取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