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卫星

清初康熙年间，三晋大地钟灵毓秀，孕育出两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于成龙与陈廷敬。于成龙，出生于山西永宁州来堡村（今方山县北武当镇来堡村），以其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奉公的品行，被誉为 “天下廉吏第一”；陈廷敬，诞生于山西泽州（今晋城市阳城县），在朝堂中枢纵横捭阖，历任四部尚书，位极人臣，是康熙皇帝倚重的股肱之臣。二人虽年龄相差二十一岁，但同乡之谊使他们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在当时传为佳话，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入探究二人的交往，宛如揭开一幅生动鲜活的清初政治人文画卷，既能洞察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又能领略两位贤能之士的高风亮节与家国情怀。

双壁同辉：三晋沃土育双杰

于成龙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出身官宦世家，自幼接受传统儒家教育，饱读经史子集，儒家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理念深深扎根于其心中，为其日后的仕途生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然而，于成龙的科举之路颇为坎坷，迟至明崇祯十二年（1639 年）才考中副榜贡生（举人副榜），此后多年未能在科举上更进一步。直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已四十五岁的于成龙，怀着 “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 的抱负，踏上出仕之途，出任广西罗城知县，从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为官生涯。

陈廷敬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自幼聪慧过人，展现出非凡的学习天赋。他成长于文风鼎盛的泽州陈氏家族，家族中诗书传家的氛围浓厚，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陈廷敬勤奋好学，学业精进，顺治十五年（1658年），年仅十四岁的他便考中举人，次年又高中进士，赐名廷敬，开始步入仕途。其早期求学经历使其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培养了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保定会面：惺惺相惜之始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于成龙因在任上政绩斐然，被康熙帝破格提拔为直隶巡抚，成为掌管京畿重地的封疆大吏。此时的于成龙，秉持一贯的清正廉洁作风，大力整顿直隶官场积弊，打击豪强恶霸，安抚百姓，一时间直隶境内吏治为之一新。然而，其刚正不阿的行事风格也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 “奶酪”，面临诸多阻力与困境。

与此同时，陈廷敬在朝中已崭露头角，担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深受康熙帝赏识，时常参与朝廷机要事务的讨论与决策。康熙二十年（1681年），陈廷敬因公务前往保定，与于成龙得以首次会面。这次会面，虽无详细史料记载，但可以想象，两位来自山西的同乡，在异地相逢，且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朝廷殚精竭虑，心中定是感慨万千。于成龙向陈廷敬倾诉了在直隶任上的种种艰辛与挑战，陈廷敬则凭借其在朝中积累的政治经验，为于成龙出谋划策，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建议与思路。二人就吏治整顿、民生改善等问题深入交流，彼此观点契合，对对方的才能与品德均赞赏有加。此次保定会面，让于成龙与陈廷敬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他们惺惺相惜，从此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在为朝廷效力、为百姓谋福祉的道路上相互支持，携手前行。

同朝为官：相互砥砺与支持

保定会面之后，于成龙与陈廷敬在各自的仕途上继续奋进，且时有交集。于成龙先后担任两江总督等要职，始终坚守廉洁奉公的原则，将 “天理良心” 作为为官行事的准则，所到之处，皆以雷霆手段打击腐败、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深受百姓爱戴，其 “清廉” 之名传遍大江南北。陈廷敬则在朝廷中枢不断升迁，历任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后又拜文渊阁大学士，成为康熙皇帝的重要智囊与股肱之臣。他在朝廷中致力于整顿吏治、改革科举制度、编修典籍等事务，为清朝的政治稳定、文化繁荣贡献巨大。

在朝堂之上，于成龙与陈廷敬虽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皆为国家长治久安与繁荣昌盛而努力。每当朝廷讨论重大政策时，二人常常意见相合，相互呼应，共同为正确的决策发声。例如，在讨论地方治理与官员考核制度时，于成龙凭借丰富的地方任职经验，提出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陈廷敬则从朝廷全局出发，对这些建议进行补充与完善，使其更具可行性与系统性。他们的协作，为朝廷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朝政治的良性发展。

此外，当于成龙在地方任职中遭遇困难或受到不公正的弹劾时，陈廷敬总会挺身而出，在朝中为其仗义执言。他深知于成龙的为人与能力，坚信其是一位难得的贤能之臣，不应被无端诋毁。同样，当陈廷敬在朝廷中推行改革举措面临阻力时，于成龙也会以自己在地方的影响力，为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持，通过实际行动践行改革理念，为陈廷敬在朝中的工作减轻压力。这种相互砥砺、相互支持的关系，不仅体现了二人之间深厚的友情，更彰显了他们为国家、为民族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

子孙姻亲：情谊延续与升华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成龙与陈廷敬之间的情谊不仅在他们自身的交往中愈发深厚，更延伸至两家的子孙后代，通过联姻的方式，使两家的关系从地缘上升为血缘，情谊得以进一步升华。陈廷敬之子陈壮履与于成龙之孙于准结为了儿女亲家，自此，陈于两家紧密相连，成为休戚与共的家族。

这种姻亲关系，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它进一步巩固了于陈两家之间的友好情谊，使两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更加频繁与深入。在官场中，两家子孙相互扶持，共同为维护家族荣誉与国家利益而努力；在生活中，彼此往来密切，分享家族琐事与生活感悟，亲如一家。另一方面，于成龙与陈廷敬作为两家的先辈，皆以清廉刚正、忠君爱国而闻名于世，他们的高尚品德与卓越成就，成为两家子孙学习的楷模与榜样。通过姻亲关系的纽带，两家的优良家风得以相互融合、传承发扬，激励着后世子孙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秉持先辈的精神，坚守正道，奋发有为。

从康熙朝开始，历经雍正、乾隆两朝，陈于两家的这种友情与姻亲关系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两家子孙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物，他们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为家族争光，更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例如，于准在仕途上继承了祖父于成龙的遗风，为官清廉，政绩卓著；陈廷敬的后人也多在官场、文坛等领域有所建树，延续着家族的辉煌。他们的存在，不仅是于陈两家情谊的生动见证，更是清初政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一个缩影。

深情缅怀：陈廷敬为故友作传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一代廉吏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于成龙的离世，犹如一颗巨星陨落，令朝野上下悲痛不已。康熙帝听闻噩耗，深感惋惜，下诏表彰他为 “天下廉吏第一”，并追赠太子太保，谥号 “清端”。

作为于成龙的挚友，陈廷敬更是悲痛万分。他对于成龙的一生功绩和高尚品德有着深刻的认识与理解，为了缅怀这位志同道合的老友，陈廷敬亲自为于成龙撰写了《于清端公传》。在这篇传记中，陈廷敬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详细记述了于成龙从出仕之初的广西罗城知县，到历任多地官员，直至最终成为两江总督的坎坷而辉煌的一生。他着重强调了于成龙在每一个任职岗位上，如何以清正廉洁的作风、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为老百姓谋福祉，为朝廷尽忠职守。通过细腻的描写与真挚的情感表达，陈廷敬将于成龙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后人得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位廉吏的伟大之处。

陈廷敬为于成龙撰写传记，不仅是出于个人之间深厚的友情，更是对其一生功绩与精神的高度认可与传承。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让于成龙的事迹与精神得以流传后世，成为激励后人廉洁奉公、勤勉为民的精神动力。这一举动，也从侧面反映了陈廷敬对于友情的珍视，以及他对正义、廉洁等高尚品质的执着追求。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于成龙与陈廷敬之间的这种真挚情谊，宛如一股清泉，润泽着人们的心田，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话。

于成龙与陈廷敬，这两位清初康熙年间的杰出人物，虽出身不同，人生轨迹各异，但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相遇、相知、相交，共同书写了一段精彩绝伦的传奇故事。他们的交集，始于早年的求学渊源，在保定会面中初绽光芒，在同朝为官的岁月里相互砥砺、携手奋进，通过子孙姻亲关系得以延续与升华，于成龙去世后陈廷敬的深情缅怀更是为这段情谊画上了一个圆满而又令人动容的句号。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人之间的友情，更是一种基于共同理想、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在清朝初期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始终坚守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的繁荣昌盛、百姓的安居乐业殚精竭虑。他们的事迹与精神，不仅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朝廷树立了良好的典范，推动了政治的清明与社会的发展；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在追求正义、廉洁、为民服务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如今，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于成龙与陈廷敬的形象依然光耀千秋。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清正廉洁、忠诚担当、为民谋福的品质永远不会过时。我们应当从他们的事迹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传承和弘扬他们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