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亮姝

身为深耕孝义本土文化领域的从业者，我既是焦延甫先生的曾外孙女，更有幸在文旅岗位上践行文化传承的使命。在整理地方史料、推广本土文脉的过程中，这位跨时代乡贤的品格，总能给予我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让我愈发坚定守护文化根脉、服务桑梓大地的初心。

焦延甫先生（1893—1978），名锡龄，字延甫，号益愚，孝义高阳镇三多村人。先生在《焦翁自述》中自叙：“先父应康公生余一人，愚直自用，一世无成，性之所至，于正名与字之外，因遇而感，称号颇多，如性刚称醉侠，常快称乐真子，临河居称伴石山人，喜交游称野外散人，好金石称醉石道人，乐静居称古晋逸民，名其室曰修省斋，示自悔也，年花甲称三多老人，岁七十称古稀老人，寿八旬称八不老人。”寥寥数语，既见率真性情，更显自省胸襟。

先生幼年受母教熏陶，启蒙根基深厚。正如《自述》所记：“年幼时，以父久商在外，多赖母教谨严，爱而不溺。及长，先受业于王拔贡化南姨舅馆中，由县高毕业后，复从学于常进士萼楼先生之门，又以留心学习，颇富常诫经验，深感自如。”青年时期，他先执教高村两等学校十余年，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传播新知；后历任地方要职，从义务村长到县商会主席，再到抗日前夕出任县财政局主任，始终以“清慎勤”为立身准则，深得乡邻信赖与敬重。尤为可敬的是，日寇侵华期间，面对侵略者的威逼索财，先生临刺刀而不改色，坚守清贫气节，用刚烈正直诠释了中华儿女的民族骨气与家国大义。

在书法艺术领域，先生是民国年间孝义书坛的领军人物，与冯济川、李元晋等名家齐名。他尤擅篆隶，兼工魏碑楷书，篆书取法石鼓钟鼎，笔力雄浑健拔；隶书瘦劲通神，尽显汉魏风骨。即便年届82岁高龄，仍能以五种隶体书写毛泽东诗词，笔力遒劲、一丝不苟，被时人盛赞为“大家风度”。因热爱书法艺术，我时常临摹先生留存的遗墨与篆刻作品，而《自述》中：“前在家时，曾存有书帖字壆等八箱，自镌图章百余方，刻字木器数十件。后在京居二十年中，于节约下，又集存到金石文物，大小十一箱，刻成图章二百余块，并临成篆隶碑帖三十二本，和集联三十二册”的记述，更让我深切体会到他对金石笔墨的赤诚痴迷——这份矢志不渝的热爱，正是“醉石道人”这一称号的由来。

先生一生最浓墨重彩的篇章，是对教育公益的执着践行。据侯佑诚先生《自传》记载，1935年夏天，“那时我正在孝义振兴大会办理会场会务，同时焦延甫同志正担任地方上的财政局长，他与我共同提倡，就得到许多人的同意，故在当年秋天，便成立了道德学社。成立的时候，因无地址，暂借了北门街张猷先生的东房三间，邀请狄楼海先生来孝义讲演提倡道德挽救人心的意义。当推冯季重、焦延甫为正副社长，张少房、孟伯寅为正副主讲，我为事务主任……”先生在《自述》中亦补充道：“抗日将临，又被选任财政局主任兼理差务，同时，又和地方人创办孝义道德学社兼任副社长，从事讲习。县城沦陷后，余即避居家中，继同县府流转西乡年余，仍又返家。待日寇退走回城，和学社同人将所办之讲习班改为完小，继又创中学自修班，及正式尊德中学等。我还在本村开办一所工读小学”。这所诞生于战乱中的学校，秉持“尊道贵德”理念，以国学为教材，坚决不开日语课、拒绝奴化，吸引了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毕业生慕名执教，在沦陷区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求学蓝天，前后培养初高中学子千余人，许多毕业生后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文脉传承至今不息。

先生对文化传承的赤诚，更体现在“延父存古室”的创办愿景中。《自述》中他写道：“原计划再集一部篆文集古后，完全运回本县，同家中原有者，组成延父存古室，全数归公，裨益大众，由地方推出人来，共同管理，希望永久，亦不枉我多年由艰苦得来之不易也。后家中被抄，尽数损失，无一幸存，家有者也属同然，所谓有志未逮，夫复何言。”这份“藏而不私、公之世人”的家国情怀，即便历经劫难，仍令人动容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婉拒了中国考古研究所的聘约，为抚养孙辈回归家庭，却始终牵挂文化传承事业。他的一生，集书法家、教育家、收藏家、公益家于一身，笔墨间彰显文化自信，办学中诠释家国担当，藏品里饱含赤子情怀。

如今，漫步孝义老城，中阳楼见证百年岁月沧桑，青石板路印刻时光痕迹。焦延甫先生的品格与精神，早已融入孝义的文化血脉，成为三晋大地乡贤文化的生动注脚，更成为后辈履职尽责、传承文脉的不竭动力。这份跨越百年的家国情怀，必将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激励着更多人守护文化根脉、建设美好乡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