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吕梁日报》创刊50周年。50年来，几代吕梁日报人励精图治，砥砺前行，历经铅与火的淬炼、纸与笔的磨砺、屏与网的冲击，怀揣对新闻事业的挚爱，勇立潮头，执着坚守，积极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阐释党中央及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忠实记录吕梁大地日新月异的沧桑巨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风起云涌，热情讴歌吕梁人民共创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为时代鼓与呼，与时代同发展，在吕梁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吕梁日报》创刊50周年之际，我们诚邀老报人、老同志饱含深情地讲述“我和吕梁日报”的故事，追忆与《吕梁日报》的过往情缘，并送上对《吕梁日报》的期许和祝福，以激励新一代吕梁日报人在新时代媒体融合的大潮中坚守初心、奋勇前行！

一九七五年八月，我正式到报社工作。

那时的报纸，叫《吕梁通讯》。试刊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创刊于一九七二年四月一日。由许士英负责，和山西日报社下放来的几位同志一起办。我记得有许靖、杨君瑞、张宇、任子明、闫继尧、罗颂华、张子杰。开始为周刊，后来改为周二刊。我去的时候许士英已回到晋中，报社的十五人住在一号楼的几个房子里。地委任命我为领导组组长、党支部书记，党务、行政、业务都让我负责，相当于现在报社的书记、总编辑、社长。

虽说是个地委报社，编辑、办公、住宿、印刷设备条件极其简陋。我去后摆在面前的任务就是逐步改善这些条件。

《吕梁通讯》在离石城北门外征了三亩土地，已建起18孔窑洞，住进八户人家，但是没水、没电、没取暖设备，没院墙，没厕所，新建的窑洞由于建筑质量低，已成危房，开始裂缝，逼着我抓基建。那时军代表刚撤出去，地委会议特别多，每次会议都得参加。参加完地委会议，处理完编辑业务，得抓紧“修建”。请建筑公司派人给窑洞穿了钢筋，修了“爬山墙”，才使住房安全了。然后雇民工，修了围墙、厕所，新铺了自来水管，安装了电灯，使同志们有了个安全住宿处。

报纸在地区印刷厂印刷，印刷铅字不仅不全，而且磨损过度，印出的报纸有些字模模糊糊。经多次请示，地委副书记李玉明批准，购置了一付铜字模，这才取消了排一次版，印刷后拣字归字架一次的陈旧做法，缺下什么字，自己可以铸什么字。后来地委又批准给一些铅，解决了铸字缺铅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人民最为悲痛的一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七月六日，朱德委员长逝世，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一年之内，失去了三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特别是继敬爱的委员长、总理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与世长辞，人们都悲痛至极，也鼓起了无限的干劲，苦干一年。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将报纸办成周三刊，改名为“吕梁报”。后应中共吕梁地委王瑞生之要求，华国锋同志给“吕梁报”题写了报头，题写为“吕梁日报”。“日报”报头一下来，大鼓了地委办“日报的劲头”，更鼓足了我们报社同志的干劲，一年之内干了许多过去未曾想过的事。

为了办日报，首先得有办日报的人员。地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抽调一批能办报的人员，指定由我提名，地委新书记王国英审查定案，地委组织部办理调动手续。先后调到报社的除已调回来的王雅安、杨小中外，又指名调来任怀勇、王焕奎、邸建基、周振义、衣乐玉、梁瑞林、闫电山、闫鸣顺、许海英、李旦初、唐政学，也有指名而未调来，顶替来了部分同志，如贾炎明、武俊建、孙承华、郝兴彪、张旭勤、刘来虎等，到冬季，报社增加至50人，其中领导组五人，总编室七人，政治组七人、农村组十二人，工商组三人、文教组三人、校对组八人，行政后勤五人。

在抽调干部的同时，我又到山西日报拜访学习了一回办日报的办法，请来了两位编辑同志帮助总编的工作。

其次，接管了印刷厂，把地区印刷厂，改名为“吕梁日报”印刷厂，经计委批准，招收新工人50名，全部是高中、初中毕业生，经过训练，可以上岗工作，印刷报纸及地区级的文件。为了适应日报的需要，我找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有余（原经纬纺织机械厂副厂长），经他帮助，由上海印刷机械厂订制了一套小轮转印刷机，全套机器共计十二台。另外增购了照相制版设备。

经地区计委批准，由财政拨给报社建筑费12万元。紧靠日报印刷厂，有建设中的散装水泥厂新建的一幢二层楼房，上下有扇形口窑洞20多孔，楼前面占有空地约三亩。我为了办日报需要，经协商，让散装水泥厂另选地建设，他们建筑二层楼共开支116000元，我把财政拨来的12万元建筑费全部给了水泥厂，买下了这幢楼房和占地，计划作为新建吕梁日报编辑楼和改建行政办公楼之用。

这一年，我吃在灶上，住在办公室，经过昼夜的紧张工作，一边办《吕梁报》，一边筹建《吕梁日报》，年底筹建已基本就绪。一九七八年元月一日，《吕梁日报》正式出版。

一九七九年春，山西省委决定：凡地、市、县级办的报纸，一律停办。就这样经过千辛万苦办起来的《吕梁日报》七月一日正式停刊了。

我到报社五年，是创办和主编《吕梁通讯》《吕梁报》和《吕梁日报》的五年，创建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就接到了停办的命令，那么这五年的辛苦是不是白费了呢？以历史的观点看，一点也没有白费。第一、选拔和培养了一批干部。据杜志同志统计：从报社人员中提拔任命了县级正副职干部三十六人，副地级干部四人。有的同志初到报社时，还是公社的一般干部，有的是工人，有的还不是党员。在报社工作期间入了党，提了干，报纸停办后，报社的人员有多数人成了“抢手货”。地委给政策研究室留了四人，有我、任怀勇、王焕奎、周振义，由我任研究室主任。地级各机关提拔留用了十六人，其中有：李旦初、衣乐玉、许海英、闫电山等，派到各县七人，其中有邸建基、武俊建、梁瑞林等，后来周振义也派到了县上当了县委书记。省级机关也去了几人，如王雅安、杨小中、卫裕国等；第二、给日报办报纸打下了部分物资基础。如房屋、收报机、印刷设备、照相暗室设备、办公设备等；第三、积累了一些办报经验。我在《山西日报》十年，熟悉的仅记者工作一门，至于编辑工作，东一把、西一把，很不全面，很不系统。在吕梁报、吕梁日报这五年，编辑工作、记者工作，都得参与，还兼管支部工作和行政工作，还得过问校对工作，这是一门很重要而又很不引人重视的工作。在这五年里，积累了全面办报的经验。

摘自闫继烈《庚午忆旧》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