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31日，我与汾阳市电视台采访组的同志们驱车出市区，向东行驶十五华里，来到现属汾阳市阳城乡的路家庄村。这里是我的老家，在老家贫瘠的土地上，我生活了十三年，十三岁那年我们举家搬迁当了“城里人”。此后，上学、工作、成家立业，对老家村里的事知之甚少，对老家的记忆似乎也停留在十三岁之前。因为有老支书带路，我们进村后拐了几个弯，来到一处院门边，院子里的人已经迎了出来。可能是我还不够沧桑，他们都能认出我来，亲切地呼唤着我的乳名。我只认出其中叫“三宝”的。三宝是我在村里上小学时候的同学，与我同龄。三宝拉着我的手说：“胖了、胖了……”接着又告诉我，其他人是他的哥哥和姐妹们。我一一作了问候，又有些急切地问：“老人家在哪里？”

我说的老人家是三宝的父亲，名叫吴德温，今年已经是九十九岁高龄。带路的老书记和老伴居住在市区，前段时间，我去看望他们，无意中聊到，他们在外地大学就读的孙女要制作一个“我身边的共产党员”PPT，进行宣讲比赛。他们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三宝的父亲吴德温。当时，我在十三岁的记忆里打捞着对三宝和他父亲的意象，这意象忽然就清晰起来，让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惊讶。我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不是个好学生，经常和同学们生气打架。可能是打过或者骂过、欺负过三宝。一次，我走在我们村的土街上，迎面就碰上了三宝的父亲。三宝的父亲脸上很严肃，瞅着我，语气生硬地说：“你个操蛋孩儿！”我才不管他说什么呢，同样瞅他一眼便走过去了。那时我大抵十来岁，我以为这些事情，我早忘记了。可是此时此刻却是这般鲜活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就连吴德温这个名字和形象都是如此地清晰。

这次采访就是因为老人家吴德温而来的。

三宝把我们带进老人家居住的窑洞。此时此刻，老人家已经因为脑梗半躺半卧在窑洞里临窗的土炕上生活不能自理了。三宝的大哥说，父亲听力几乎丧失，把嘴贴在他耳朵上大声喊话，才能偶尔听到一些。好在，记忆尚存，只是表述含糊，吐字不清。三宝冲着父亲的耳朵大声叫唤，重复着我们的采访问话。我们以为，只要老人家听明白了三宝的叫唤，就能给我们讲述些什么。但是老人家却只能说些含混不清的词：炮兵连、迫击炮、无后座炮，朝鲜，黑间，山路窄，马车……

我知道，我来迟了，我们来迟了，真的是来迟了！错过了深入采访老人家，聆听老人家亲口讲述战火纷飞的经历和带领父老乡亲战天斗地改变家乡面貌的精彩故事。

好像是为了弥补我们的遗憾，三宝的大哥拿出一页纸来，说这是他弟兄们在老人家思维和谈吐还好的时候整理的。我们如获至宝，却没想到这只是一个简介式的记录。吴德温，1948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编六十军一八0师五四0团炮连。1948年10月5日，参加解放太原小店子和太原东山战斗。10月11日在东山战斗中负伤，在寿阳医院住院三个月后归队。1949年4月24日参加解放太原城战斗。太原解放后，千里南下，参加了解放广元、绵阳战斗。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后奔赴贵州地区剿匪。1951年3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仍为炮连战士。因为长期负重长途跋涉，双脚感染病菌，溃烂，无法走路，被送回国内，在黑龙江治疗。治疗两个月后，二次赴朝参战，入编运输排，担任副排长，负责八辆马车运输，往前方战线运输枪炮弹药食物等等。山路崎岖狭窄，头顶有敌机轰炸，路途有顽兵阻击，只能趁夜行军，尽早把物资运到前线。1953年7月抗美援朝结束，响应上级“军人参加农业合作化”号召，复员回到汾阳路家庄原籍务农。

我们读着这一页纸都没有写满的资料，感觉实在是太简单了。但是，却能想到在这简单的背后，隐藏了太多血与火的战斗场景和慷慨赴死的壮烈。三宝无奈地笑了笑说：“就这，还是早些时候硬从他嘴里逼问出来的。再想问他点什么，一句‘有甚值得说的’顶得人有出气没回气。”我说：“也许老革命、老英雄都是这样的，他们觉得比起那么多死去的战友，自己能够活着已经是十分幸福的事了。对于他们而言，讲那些以往的战斗故事，好像就是在炫耀自己、标榜自己，对不起死去的战友，所以深藏战功，淡泊名利，甘愿默默无闻。”三宝说：“是这样的。老人从来就没有和我们说过这些事情。可是，那些军功章、纪念章，还有一身的伤痛是真真实实地存在的啊！头上还有弹片没取出来，一到阴雨天，就鼓起一个包来，头疼得要死要活；屁股也曾经被炸开了花，至今大便都很困难。却从来没有向组织部门提出过要求，也不让我们提。这不是，复员当村干部二三十年，到土地下户时，我家还欠生产队三千块钱，是后来这些年，我们弟兄们喂猪养羊慢慢还上的。”

电视台的同志们在狭窄的窑洞里录像，我和三宝还有老支书在院子里聊天，也算是外围采访吧。老书记就接了三宝的话说：“这些后来的事，我是知道的。他家人口多，劳力少，那三千块钱是老吴养家糊口欠下的。那时候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从部队上下来的，都这样，不贪集体的半根柴草，就是个实干死受，那真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咧！”

我希望老支书具体说说。老支书答应着，却也只是简要概述。他说，老人家回村后，担任村集体领导职务，先是捐出从部队带回来的200块钱，继而多方奔走，想方设法，从太原请来了电力技术人员，使路家庄成为全乡率先通电的自然村，之后带领父老乡亲，打井三十多眼，让村里的大部分旱地农田坐在了“龙王背上”，实现了井水灌溉。因为有了电、有了井水，村里就种植了苜蓿，发展起畜牧业；每个小队都开辟了菜园子，村民都有了新鲜蔬菜吃；以醋坊、粉坊、磨坊、豆腐坊、酒作坊等为主的副业很快也搞的红火红火，集体经济显著增长。可是，因为身体原因，老人家的“官职”却是从支书、村长、队长、小队长、副业主任，愈做愈小。即便如此，组织生活却一次也不曾耽误，对村里的大事小情都放在心上，直到三个月前病卧在家。

简陋的窑洞里，艰难的采访艰难地进行着。

同行的电视台记者把嘴凑到老人家的耳边大声问话：“您是哪年入的党？”

问了几遍，老人家忽然开口：“1950年2月10日。”

我们感到十分惊异，在老人家尚存的记忆里，这个日子竟然是如此地清晰，清晰而闪耀着六十九年党龄的光芒，锤炼着依然本色鲜活的坚韧初心。

也是一时激动，我提议老人家把那些勋章和纪念章挂在胸前，对着摄像机行一个军礼。老人家的儿子们冲着老人家的耳朵一遍又一遍地大喊，老人家终于听明白了，却也非常明白地说了一句话：“军礼哪能坐着敬！”

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沉默了。我在沉默中深切地感受到，军礼在一个老解放军战士心目中的神圣和庄严。我低下了头，不敢看老人家饱经沧桑的脸，只为自己的幼稚和轻率感到惭愧和内疚。

老人家的儿女们拿出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解放军军服，军服上红色的帽徽和领章一尘不染，红得像盛开的花朵，红得像燃烧的火，红得像沸腾的血、红得像飞扬的战旗。三宝的大哥说：老人家还能自理的时候，嘱咐他们，死后一定要穿着军装走。

我的心头像被谁用力握了一下，两眼禁不住热乎乎地湿润。

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里的老人家精神矍铄走在我们村的街道上，与我照面的时候，我问了一句：“伯伯，还认得我这个操蛋孩儿不？”

老人家一脸慈祥的笑容，说了句汾阳俚语：“操蛋孩儿有出息。”

梦醒时分，我的两眼再一次热乎乎地湿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