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晚，饭后和几位好友一起打牌度周末，忽见堂妹旭芳发在家庭群“和谐家园”里一张图片，定睛一看，是爷爷58年前在兴县原白家沟乡（撤并乡镇后，现为魏家滩镇所辖的行政村）中心校教书时的照片，睹物思人，怦然心动。
回到家里已经快零点了，爱人和孩子早已经酣然入睡。点开手机时，“和谐家园”里与爷爷有关的话题依然刷屏，热度不减，长者族人以及一众姐妹弟兄，纷纷感言，表达怀念和敬仰之情。
爷爷离开我们快四十年了，与爷爷有交集的时间，充其量也就是十余年的光景。况且，儿时的记忆，多停留在粗浅印象里，呈现的是散乱化、碎片化、感性化、边缘化的模糊认识，动笔写来更显力不从心，姑且就叫“忆海拾贝”吧。
我的爷爷郭文珍，于1910年11月，出生在兴县瓦塘村一个富农家庭。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四书五经，遍览格律经典，知文识礼，明义怀仁，当过兵，扛过枪，务过农，教过书，一世坎坷，终生修正。
别人怀宝剑，他有笔如刀。爷爷凭着一手好文章，和一手力透纸背的书法，无论是早年的行伍生涯，还是后来在地方教书育人，都极受人尊重和崇敬，是周坊邻近有名的“文秀才”。
可以推算，1961年，爷爷五十一岁，已步入知天命之年，是标准的老教师了。照片中，神情肃穆，若有所思，清癯的面庞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充满了教书育人的坚定和自信；一件洗的褪色泛白的中山装，依然穿得中规中矩，一如爷爷一生的为人，严谨细致，内敛含蓄；守正笃实，抱朴刚毅。
当时国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了。即使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穷乡僻壤的白家沟，仍然有这样一群不辱使命、砥砺前行的教师团队，坚持传道授业解惑；依然有这样一群安贫乐道、守望相助的人民教师，为“太阳下最光辉的事业”默默奉献。
鉴古知今，更应该大书特书向包括爷爷在内的，那个时代的人民教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曾记得，四十多年前，在爷爷住过的那间瓦房里，炕桌上，油灯下，爷爷耳提面命教书识字，背诗念词，“老先生”一不留神便找不见“龟孙子”了，钻毡洞，藏炕桌，常令“教师爷” 叹叹气，摇摇头，捶胸顿足啼笑皆非。不骂不打，不急不缓，“贪吃贪玩，不学习，不可教也！”一句斯文的口头禅便脱口而出。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爷爷的舔犊之情依旧刻骨铭心，教化之恩越发难以忘怀。我等虽然事业无成，学识浅陋，但仔细思量，目前聊以自慰、引以为豪的咬文嚼字之功，一方面与几代人耕读传家的家庭氛围影响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也与儿时爷爷的悉心调教和口传心授的谆谆教诲密不可分。
对爷爷的印象，大多与“小恩小惠”的疼爱有关。比如逢二五八镇上赶集，我们弟兄四人“削尖脑袋”往前挤，希望爷爷点兵点将能点到自己，能成为“幸运儿”，跟着爷爷上街。因为，谁能跟上爷爷上街，意味着谁就能吃上饼子、麻花、糖溜溜这号称“小三样”的“好吃的”。
那时，能吃上一根胡麻油香飘满大街的麻花，或是吃上一个刚刚从炭火吊炉里出炉的焦黄焦黄的“滚饼子”，倘若再能伴上一碗两毛五分钱，能“香塌脑瓜盖”的羊杂粉汤，那感觉绝对胜过“如鱼得水，如鸟投林”。
有一个挣工资的爷爷，是儿时最值得炫耀的事。挣钱不多，担子不轻的爷爷，总是尽最大可能，满足我们“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无止境的食欲。
“引唐的粉汤铁箩子的饼，增车的豆腐赖放的油；侯半则的卤肉康处儿的瓜，双驹子的麻花人人夸。”这些地方美味佳肴，当时都是以“毛”为单位，是“舌尖上的瓦塘”的主要元素，也是爷爷经常“犒劳”我们的吃食。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当时，爷爷的退休工资50多块钱，父亲背井离乡在偏远乡村做临时代教，工资也就二三十块钱，爷俩的工资合二为一不过七八十块钱，全家八口人的生活用度全在里头。
说到此处，不得不提我的父亲的曲折身世。算起来，品学兼优的父亲，属于彻头彻尾“被耽误的一代”。1966年，就在高考前夜，高考中断，已经准备好大显身手一展宏图的父亲，在将要“临门一脚”之际与大学失之交臂。
身在农村里，心藏黄金屋。父亲是一个处逆境不自弃，遇挫折不气馁的人。回生产队务农期间，心存不甘的父亲，劳动之余，经常书不离手，卷不远身，坚守着“准知识分子”的底线。
终于有一天，爷爷在教育战线上的忘年交——白姓老前辈，不顾我们家“成分高”的樊篱，力荐父亲发挥特长弃农从教，安排父亲去了当时需步行三天两夜才能到达的兴县贺家会乡殿峁上村小学任教，父亲的命运从此改变。1978年父亲凭着出色的教学成绩转为公办教师，并调回兴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
记忆中，爷爷总是以《弟子规》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的古圣先贤的教诲立身处世，街坊邻居都说爷爷是一个宽厚仁慈、温文尔雅、与人为善的人，堪称乡村道德楷模。
爷爷在弟兄三人中排行老二，喝的墨水最多，文化水平最高。据父辈们说，孔孟之道在他的身上影响很深，家族观念尤为强烈，把仁义道德看的比生命都重要。比如：在部队当文教官的爷爷，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俸禄（银元），寄给在家掌门的三爷，以期照应好奶奶、父亲和两个姑姑，从不设防，从不过问。
记忆中，爷爷是一个书痴。屋里虽然陈设简陋，但书堆的却比家具多，用“汗牛塞屋”形容也不为过。文学类的有《古文观止》、《中华民国史》、《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三言两拍”，医学类的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民间验方偏方大全》等等书籍，不一而足。
爷爷从早到晚，除了做点简单的家务活，总是书不离手，笔写不辍，这也造就了他非同一般的学问，唐诗宋词张口就来，名篇佳作不假思索，说文解字不在话下，一手好字横平坚直，力透纸背字如其人，信手写来誉满乡间。
1970年，积劳成疾的爷爷，从教师岗位退休后，“弃文从医”，他把看书学习的重点转移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医学研究方面，坚决向封建迷信说不，坚持“自己的病自己看，自己的处方自己开”。
学一行，钻一行，懂一行。65岁后，爷爷的中医水平已“相当了得”。据父亲回忆，那时，家族里的人已经不用“得病乱求医”了，一般的疑难杂症经他“把脉问诊”，基本都能药到病除。他亲手抄写的民间验方等中医知识读本，传到父亲手里，至今仍然发挥着“治病救人”的作用。
爷爷常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医学和教学虽然隔行如隔山，但知识是融会贯通不分家没有界限的，假以时日，必定能悟出一点门道。现在想来，这种举重若轻的睿智，应该源于爷爷的“文化自信”吧。
在诸多记忆中，爷爷带着我进城，最是刻骨铭心。小的时候，我的个子便势不可挡，直往上“蹿”，由于生活条件所限，营养跟不上，常常吃药打针，特别是眼疾十分厉害。爷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大概是在1980年前后，爷爷决心带我去县城的姑姑家，主要目的就是到医疗水平高的县医院看医生。深黯医道的爷爷，最清楚“文病早治”的重要性，生怕贻误病情，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
消息一出，大哥和三弟哭闹不止，唯恐进城时，把他们落下。要知道，当初能进城“看一看繁华的世界”，不只是小孩子们梦寐以求的事，就是大人们能进城里走一走，也是求之不得、无尚荣光的事情。
记忆犹新的是，当初从瓦塘到城里，还处在“交通基本靠走”的落后时代，是不通班车的。爷爷是凭着老面子，三番五次才成功预约到供销社去城里进货的大马车。
那天，为防止惊动大哥和三弟，奶奶半夜三更便早早起来，生火做饭，不到凌晨四点，爷爷就带着我来到供销社门口“等车”。晨曦中，爷爷和我坐上了由三匹大马拉着的、装满回货的大马车，在晃晃悠悠中踏上了进城的漫漫旅程。
从瓦塘到城里有80里的路程，需要翻越刘家壕、薛家塔两座大山，全是不成型的土路，布满坑坑洼洼，即使步行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
开目不见路，常如夜中行。驾驭马车的老师傅尽管经验丰富，按辙行驶，但那颠簸震颤的感觉，真个是翻江倒海，天旋地转,惊险刺激的劲，决不亚于现在的孩子们在游乐场里玩的“迪斯科转盘”项目。
由于是雨季的六七月份，本来还能勉强通行的路，在雨水冲刷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翻山几乎无路可走，正是“路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已近70岁高龄的爷爷，可以说自顾不暇，却老是担心把我从马车上摔下去，一只手抓住捆货的绳索，一只手死死地把我抓住，一再叮嘱赶车师傅尽量慢点，祖孙情深可见一斑。
经过约摸十二三个小时的折腾，下午五六点的时候，爷爷和我终于来到了位于县供销附近的姑姑家。此时，从早一直等到晚的姑姑一家人，早已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迎候我们。
在姑姑家住的十来天时间里，是童年时代最温馨幸福的时刻。表哥比我大两岁，天生热情好客，率性淘气，花钱从不手软，虽然都是少不更事的玩童，并且是第一次见，但从没有把我当外人看，整天呼朋唤友带着我满大街转。
都说“出门小三辈”，我和表哥在一起却颠覆了这个概念。记得有一次，在著名的百货大楼里，我和表哥因意见不合“大打出手”，直到被人轰了出去方才罢手，但没等回到姑姑家便又和好如初了。
快乐的时光，总是匆匆太匆匆。转眼间，我和爷爷就踏上了回程的路。但记忆清晰的是，返程的困难程度远高于来时，可谓一波三折，艰苦卓绝。一路上经过换乘马车、拖拉机、驴平车，夹杂着步行，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吃农家饭，困了睡老乡炕，有时爷爷看着我实在走不动了，一边鼓劲加油，一边踉踉跄跄背着我走。
一路跋涉，一路艰辛，两天后，我和爷爷终于回到了家。
现在想来，那次进城真是“比去西天取经还难”，可谓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但足以让我没齿难忘，因为它是我唯一一次和爷爷“零距离”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的机会，更主要的是，幸亏医治及时，让我的眼疾大为好转“受用终身”。
桃花流水杳然去，清风明月何处寻？1982年10月，爷爷走完了他沧桑平凡、克己恭人的生命征程，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二岁。
曾经斑驳的记忆，染碎了怀念的天空。抚今追昔，更见爷爷泽被后世，荫及子孙的大恩大德。爷爷的生命虽然已消逝，但他一辈子宽厚待人，积德行善；尚学敬业，严谨认真，都深深地影响着子孙后代，他的精神品质和人格操守必将长存于后代子孙心间，代代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