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德辉

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旧址，位于临县县城东2公里处临泉镇后甘泉村。1947年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及其机关迁驻临县时，中央法律委员会的王明、吴玉章、谢觉战、陈昆等领导人进驻后甘泉村。

走进中法委旧址，观赏品读，穿越历史时空，一处处古色古香的老宅民居，一幅幅模糊泛黄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锈迹斑斑的革命文物，将我带入那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在中法委成立之前，1945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宪法研究委员会，由王稼祥、王明、博古、谢觉哉、陈伯达等负责研究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谈判制定政协共同纲领和修改宪法草案原则，如何充实新民主主义的内容。1946年6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由林伯渠、徐特立、王明、谢觉哉、陈柏达、张曙时、李木庵、刘景范、黄松龄、马锡五、廖鲁言、黄觉民12名委员组成，谢觉哉任主任委员。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未设法律研究组。法律研究会与法律研究组的任务都是研究各种法律问题及试拟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讨论边宪起草时，开始由西北局会与法律研究会分别开会。后来会议主要是在西北局领导下召开。习仲勋、曹力如、李卓然等同志均参加。

1947年1月，由于周恩来代表中央召集一次会议，由研究委员会起草一个全国性宪法草案，供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用。法律研究会遂移至杨家岭。参加研究宪法草案的有徐特、谢觉哉、陈瑾昆、何思敬、李木庵、张曙时、杨绍萓及燕铭等同志。指定王明为宪法组长、陈瑾昆为法律组长，方才布置，遇到疏散，到晋绥，初因住址未确定，故至4月底，才开始工作。1947年1月，中央责成法委起草新民主主义宪法草案，供拟召开的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会讨论。2月3日，法委决定设宪法、法律2个组，并决定法委主任和组长组成常务会议。1947年3月上旬，法委撤离延安向晋西北转移前，毛泽东和刘少奇指出起草宪法草案要注意时代性、阶级性与群众性。3月下句，法委人员先后抵达后甘泉村，对外代名“联大工学队”。4月法委开始起草全国宪法及研究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当时，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谢觉哉，宪法组长王明，法律组长陈瑾昆，还有吴玉章驻在后甘泉村。4月10日，谢觉哉为深入研究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亲自到临县南庄村调查了解土改情况。18日，谢觉哉把了解到的具体问题和情况，分两次写信给党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且以中法委会名义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1947年5月开始，法律委员会人员在后甘泉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由王明负责领导出现“左倾”问题。接着工作人员内部也搞“查三代”，家庭成分不好的要“靠边站”。谢觉哉对此种“左”的做法十分着急。不久，谢觉哉和王明过黄河，到陕西神泉堡汇报法律委员会的工作和宪法起草情况以及土改中的问题。毛泽东认真听了汇报，表示同意谢觉哉的意见，决定立即纠正土改中过“左”行为。回到后甘泉村，法律委员会人员立即按毛泽东的意见进行纠正。虽在纠正工作中困难重重，但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总算挽回了一些影响，使土改工作得以健康发展。1947年12月12日，谢觉哉西渡黄河，到陕北杨家沟参加中央工作会议。1948年4月，中法委离开后甘泉村，5月，到达河北平山县。于10月间完成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根据当时形势，毛泽东指示宪法草案要待全国胜利后使用，这项工作暂告一段落。

当年，谢觉哉等法学先驱，为迎接全国解放，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起草中国土地法大纲，研究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于1947年3月——1948年4月在后甘泉村居住1年多时间。后甘泉村是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驻地，谢觉哉等革命先辈在此完成《宪法草案》起草工作，为新中国成立作了必要的立法准备。

临县是革命老区、深度贫困山区，战争年代，临县被誉为“晋绥边区的乌克兰”。脱贫攻坚中，临县以“打不赢脱贫攻坚战，就对不起这块红色土地”的态度和决心，勇攻生态“硬堡垒”，力啃扶贫“硬骨头”，截止2019年底，累计退出贫困村447个，一举摘掉贫困县帽子。

在临县决战决胜贫困之时，2018年11月7日，成立了以百岁老红军王定国（觉哉夫人）命名的“临县王定国扶贫基金会”，并在后甘泉村建立了“希望小学”，为后甘泉村注入新的甘泉之水。

走近后甘泉村，漫步中法委旧址，回望历史风云，我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听老支书讲述谢老前辈的革命故事，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读模糊泛黄的《司法问题汇编》文章，我茅塞顿开，顿有所悟，《宪法》不仅是法，更是国家精神。一本红色小册子，那是革命的红，是初心的红。此时此刻，我的眼前顿然浮现出一幅美好的画面：甘甜泉水哗啦啦，临县人民笑哈哈。幸福生活靠什么，新时代的好《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