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明高

孙频的小说写作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总是显得如此的不同。她的小说总是充满一种悲壮、冷冽、灰暗的色彩，继承了鲁迅先生“揭出病苦”的文学精神，并将时代问题和病症置于后现代的语境中进行冷静的凝望与审思，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罕见的道德严肃性。在当下的作家普遍追求“可读性”与“政治正确”的潮流中，都在趋向轻逸、悬疑、颂歌和治愈式的写作风潮之时，孙频小说写作的文学价值恰恰就在于其“不合时宜”。她总是坚持以灰暗、冷冽的文学叙事撕开现实的表象，用其独特的文学精神拒绝消费主义对严肃文学的收编，而更加显示出她对生活真相与世界真相的书写忠诚。孙频小说写作总是犹如一场寂静的葬礼，《绿色的骨头》（《钟山》2025年第2期）也是如此，通过一本因经费不足、无法盈利的已经被撤销的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四个编辑最后的“化缘”之行，十分冷静而节制地为这些“文学的守门人”以及那些为了追求对文学的热爱而被时代碾碎的理想主义者、边缘人、失败者书写墓志铭，并且默默地为他们收殓尸骨，办理丧事，用一己之力，为当下的世界与社会提供了一种尖锐的否定性力量，而非温柔的安慰剂。

那本叫《武梁》的文学杂志即将被当地煤老板接收。煤老板自然有人家的想法，近年来投资了很多旅游项目，想要把杂志做成自家的广告牌，决定把这本杂志改版为那种“铜版纸彩印”的豪华的高大上的时尚旅游杂志。原主编向国强作为“文学守门人”，心里总是有些不甘，决定带上三个编辑去做一次最后的回望，去拜访原来的作者，去化缘，去挽回“一种最真实的尊严”。因为过去他们的那些作者们都“藏在大地最深的褶皱里，有的是下岗职工，有的是农民，有的是乡村教师，有的是兽医，有的是菜贩子，有的是清洁工，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他们就来了一次“大地之行”。他们“从武梁山脚下出发，一路向北”，搭乘火车、汽车、三轮车、摩的甚至救护车，住快捷酒店、小旅店、农家乐、村委会、学校、废弃的窑洞甚至阴森森的烂尾楼，穿越了雁北烽火台、大同火山群、辽代古建万华寺、晋北地坑窑、明代古建福安寺和明清古村落安宁村，一行重点拜访了三个过去酷爱文学的老作者，分别是黄岩村的老校长、安定村的乡间奇人宋秉星和回到大山里办“清欢庄园”的段老板。小说通过废墟美学式的悲壮书写，精准地描绘出了那些在杂志编辑部废墟上徘徊的身影，并为那些最后的文学热爱者和写作者进行了精神式的雕塑画像，尤其是还为瞑目离世的宋秉星安葬入土，构成了一部另类的“文学消亡史”，揭示了精神贵族在市场经济与后现代语境中的脆弱性，同时也呈现出了文化如何在妥协中变异求生的最后图景。小说犹如一把解剖刀，深刻地剖开了我们所处的当下这个世界的文化精神分裂症，通过对“纯文学”进行博物馆的缅怀，叙写这些游荡在杂志编辑部和古老大地之间的文学游灵们，书写出了所有试图在实用主义时代保存精神性的共同困境。在理想主义沦为修辞，当代人文危机严重之时，真正的文学或许只能以“骸骨”的形式存在。这些落魄的编辑和作者如同“文学化石”，他们的坚守成为时代转型中的“精神骨骼”，既无法摆脱被商业社会与数字时代共同构成的后时代语境淘汰的悲剧命运，又具有没有被世俗社会完全腐蚀的文学信仰，小说以强烈的“现实感”，真实地呈现出了文学既被赋予崇高意义又难以逃脱被消费命运的尴尬处境。《绿色的骨头》以其磷火般的微光，构成了对世界与社会的隐性批判，既唱响了一曲挽歌，也敲响了一声警钟。

但是，“风，吹遍了草原/马的骨头绿了。” （海子诗句）由此引申出来的“绿色的骨头”，既象征着坚硬和坚守，又象征着生命和生机。这些文学和精神的坚守者认为，在这个“所有需要耐心和时间的东西都在贬值”的时代里，在这个网红、流量、抖音、小红书、短视频和微短剧肆意盛行的社会中，人不能“寄生在短视频和流量的缝隙里”，“人可以克服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而且“世界上那些大作家都是无时代的人”，人不应该仅仅成为数字人，生活在“只有数字、流量、直播、网购、电子阅读”的云端里，而应该脚踏大地，成为活生生的具有人类情感的人，文学必须学会坚守与发展。他们认为：“几千年了文学都没有消失掉，这点流量就能把文学冲走？”而且新的一代、文学编辑“面瓜”认为：“不一定只有文字才是作品，就像水变成水蒸气，变成冰，变成雪，但本质上从来没变过，这是水，我们可以把平面的变成立体的，把文字变成声音，或者干脆变成视频，也许看得人更多”。因此，小说的结尾在“金色的琥珀”般的黄昏世界里，这些“骸骨”般的“文学化石”正在谋求在变革中重生，将文学酷爱者的人生经历制作成三幕微短剧，将他们这次行走与回望制作成“以高清彩色照片为主，只配少量的文字介绍”的《编辑部的奇幻漂流》。所以，这部小说并不是简单的谴责批判资本或者对文学浅薄的哀悼，而是真实而诚恳地呈现出了这二者的复杂媾和。进而通过这一切，孙频以其小说冷峻的叙事、深刻的隐喻和荒诞的现实主义风格，不仅揭示出了当代世界文化生态的困境，而且展现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文学在资本时代的异化命运，构建出了一部充满隐喻与象征的当代寓言。它既是对逝去的文学时代的哀悼，也是对当下文化异化的尖锐批判。作家以疼痛的方式，让读者直面这个社会与时代的文化病症，用无法支撑现实重压的“绿色的骨头”这一意象，既是对文学信仰的忠诚致敬，也是对其脆弱性的温情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