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读书

让我进入“书”的人

□ 弓宇杰

弓宇杰,1987年出生于文水县开栅村。现为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山西省文旅厅(山西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山西师范大学三弦书传承与实践基地研究员、太行盲艺人联谊会秘书长、晋中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晋中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

掩卷深思,我理解了“刘红庆精神”。翻开手机,刘红庆老师的教父、我的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田青教授正在视频号中讲:在快节奏的数字时代,读书人的责任不仅是写书、读书,更是要群策群力引领大家读书,希望读书的种子一代一代传下去。

我出生在吕梁山下文峪河畔的农民家庭,勉强上了大学,靠着恩师、朋友们的帮助,走进社会。近年来,担任“‘十四五’规划项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西省保护成果丛书”和“向天而歌——中国盲人说唱非遗抢救项目”主编,终究和读书、写书的人靠上了边。

爷爷认为“读书”无用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文水。”这首民歌从我记事起,就会哼唱。因为文峪河水从我家门前流过,所以我对这首歌更多了几分理解,它也滋养着我的成长。

我家世代务农,太爷爷种地攒了些家产,在土地改革时期,把家里的钱全都捐了出来,我家的成分没有被划成富农,定成“上中农”,爷爷也因此当了个“献宝状元”,在乡政府办公室谋了个秘书职务。爷爷身材魁梧,镶了两颗大金牙,当时,被人们称为“秘书四儿”,在乡镇机关风光了几天。

1960年,爷爷从乡镇调到了开栅供销社工作。三年困难时期后,1962年全国压缩一批干部,解决国家的困难。在这“六二压”关键时期,爷爷作为当时供销社负责人,几经考察后压缩了几位领导家属。之后的工作中,爷爷屡次被排挤,甚至无法正常工作,他一气之下,写了辞职申请,回家务农了。从此,爷爷功名心已淡,一心只做务农人。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爷爷的晚年更多了几分惋惜。

爷爷奶奶,生了父亲一个儿子和五个姑娘,孩子们都喜欢读书,可都上完小学就不让上了,爷爷认为“学而优则仕”无用。以至于父亲被推荐为我们村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都被爷爷拦了下来,于是读书便与我们家无缘了。

在我童年记事起,爷爷是周围种地的一把好手。开栅因为水源丰富,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被国务院评为全国小麦主产区。爷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赴北京通州、大兴,以及山西农业学院(现山西农业大学)去教授小麦种植。不读书,也有机会去大学里教书,在家族里讲起来,又让爷爷风光了一次。

童年记忆中,家中除了一本母亲放鞋样被磨得没有封面,并且书口一页比一页磨的递减,被我小时候戏称“丘陵书”,再无其他书可读。大概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学校为了迎接上面的检查,要求每个学生要给学校捐三本课外读物。像我这样家里压根没有一本完整书的家庭,只能去购买新书捐出去。于是父亲从一个卖书的远房亲戚书摊上,以每本三元的价格给我买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葫芦娃》《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这三本书成为我童年课外阅读的启蒙读物。

好不容易有了新书,哪舍得捐出去?我悄悄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留了下来,把妈妈的鞋样本和《葫芦娃》《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捐了出去。

爷爷是个粗犷豪爽之人,奶奶是个勤俭细腻之人。为了鼓励我上学读书,奶奶给我买了自认为价格比较昂贵的卷笔刀,每天回来给我削铅笔,让我好好写作业,好好读书。奶奶总说:“俺孩儿好好念书。”

从“跟包”,到职业出版人

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2007年我进入晋中学院,学起了音乐专业。有一次,我有幸旁听了客座教授刘红庆老师的“晋中视界下的左权民间音乐”课程,从那以后,与刘红庆老师熟悉了起来。

我的家乡文水开栅村,地处交通要塞,经济富裕,这里的民间音乐、民间器乐、民间剪纸等民俗活动也非常富饶,这些成为我童年的养分。再加上我骨子里也喜欢这些东西,让我与在左权长大,也同样热心研究民俗的刘红庆老师有了更多的话题。

刘红庆老师鼓励、支持我组织“亲圪蛋组合”。没有想到,这一团队成为了当时晋中,乃至山西“最年轻、最靓丽、最专业”的民歌组合。2008年、2009年,我和刘红庆老师成了最默契的搭档,去左权、太谷、平遥、祁县、阳泉、平定、榆社、和顺拜访老艺人,搜集民间音乐,丰富了晋中学院民间音乐课程的内容。为晋中学院的师生策划了《左权之歌》《亲圪蛋亲》《烂漫开花调》等大型演出,为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栏目策划了《逛太谷看秧歌》《花开左权》两期共12集的民歌节目,这些工作奠定了晋中学院国家特色课程的申报。

刘红庆老师虽然不是我的直接导师,但他因为有着童年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北京读书、工作多年的开阔见识,直接影响着我。从让我给社会上的企业做报纸,做编辑开始,教我怎么写文章,教我怎么给报纸策划文章,怎么组稿,怎么画版,到教我怎么把分散的小文章结构成一本可读性强的图书,再到最后的校对出版。这个过程对我这个没怎么认真读过书的音乐生来说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也促使我不断地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不断地去读书。

记得2009年一个夏天的午后,我跟着刘红庆老师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拜访著名音乐学家、中央文史馆馆员田青教授。一进门,田老师惊讶地说:“呀,刘红庆可以啊,带上‘跟包’的了。”这是个玩笑话,但我开始跟着刘老师,确实也是从一个“跟包”做起来的。

2008年开始,我独自承担了晋中唯一的五星级酒店《万豪客》和中国按摩保健领军企业五指生的《五指生报》两家企业报纸的主编,《万豪客》做了八年,《五指生报》做了十年,这两个平台为我的生活、读书、写作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施展空间。紧接着,在刘红庆老师的举荐下,还主编了几期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主办的《中国农民书画报》。

从报纸记者、编辑开始,让我对文化、对社会、对读书有了更多地接触,更深地了解。2010年我从晋中学院毕业,被刘老师带到北京,参与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的“中国音乐学院国乐传承与创新丛书”写作 ,先后完成了《咬定青山——董维松传统音乐研究之旅》《歌行天下——耿生廉民间音乐研究与传播之旅》《耀世孤火——赵宋光中华音乐思想立美之旅》《百磨成鉴——冯文慈音乐史学研究与教学之旅》《俯首鼎和——李凌中国新音乐事业开拓之旅》《惊日响鞭——施万春电影音乐创作之旅》《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采访了国内大量的、顶尖的音乐家、歌唱家等。这期间,从起草采访提纲,到专业领域的探索,再到录音整理,有时候要梳理专家们的文献,还要完成艺术家们的大事记的撰写,这个过程锻炼了我通过读书能迅速进入不同领域的能力。在刘老师的指导下,还协助完成了沈从文系列图书编撰,出版了《沈从文家事》《沈从文家书》《古人的胡子》《中国人的病》《古人为什么要留胡子:谈艺论文录》《生命的光影线形:人生感想录》《大小生活都在念中:十年家书》等,读了沈从文,全部文字都是我从《沈从文全集》中录入,刘老师再进行编辑。

刘红庆老师在北京的媒体圈子里是有一席之地的,应邀为多家报纸、杂志写作了文章,有梁思成、沈从文、周有光、启功、廖静文、侯恺、杨荫浏、李元庆、安波、耿生廉、王昆、伊文思、沙飞、徐肖冰、汪洋、陈虻、吕厚民、葛存壮、吴天明、左权、黄乃、程砚秋、裘盛戎、香蛮蛋、袁阔成、华资筠等。这些大家文章是我在刘红庆老师身边,他采访写作完成的,如发光的珍珠,散落在各处。2018年,刘老师指导我编成了一本书《名人孤影》由北岳文艺出版社。

从“跟包”到编报纸,到出书,我成了一名职业的出版人;从策划,导演,到节目主持,我成了一名传媒人;从编写教案,到做PPT,再到大学讲台,我成了一名民间文化的传播人。这些都是刘红庆老师手把手地引领,再通过自己读书钻研,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编一本书为恩师送行

2022年1月5日,刘红庆老师走完了他57岁的生命。听到这一消息后,我第一时间坐上了从山西赶往北京的列车,想着去送他最后一程。

那段时间,回忆着我们一起走过的15年,思绪万千中,我为他写了讣告和祭文。

红庆老师的离去,让很多的朋友都感到怀念、惋惜。郭兰英艺术发展基金会、世界乡村复兴大会委员会、北京爱故乡发展中心、中共山西农业大学委员会、北岳文艺出版社、齐鲁书社、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晋中市演艺有限公司、太行盲艺人联谊会、沁县盲人曲艺队、陵川县盲人曲艺宣传队、沁源县文化馆、沁源县盲人曲艺队、武乡县盲人曲艺队、盂县文化馆等单位纷纷发来唁电。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北京星河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中国盲人协会、中国盲文出版社、中国盲文图书馆、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郭兰英艺术发展基金会、齐鲁书社、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山西省晋中市委办公室、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晋中学院音乐学院、晋中市艺术学校、山西华夏之根艺术团、晋中市演艺有限公司、晋中市乡土艺术协会、中共左权县委、左权县人民政府、中共左权县委宣传部、左权县教育科技局、左权县政协、左权中学校、左权县文联、左权县作协、上党区红专剧团、《土地与歌》、太行盲艺人联谊会、晋中师专83-86级学生会、桐峪中学52班同学、左权县盲人宣传队、平遥县维林盲人曲艺队、陵川县盲人曲艺宣传队、左权县开花调艺术团、左权县西关股份经联社等单位纷纷送来花圈。

能有这么多单位还有无数朋友的关心、问候与牵挂,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刘老师走得突然,让很多人留下无尽的遗憾。田青老师跟我说:“用佛家的话讲,人生有‘生老病死’四大苦,红庆没有记得他出生的苦,离去的苦他是没有感受的,老和病的苦他也几乎没有,所以他是欢乐的。”

师娘李晋萍常和我说:“悲伤是难以控制的,但是他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可做的事情,我都要做下去,做好。”所以,我们尽快捋清楚思路,安顿好他的后事,用60天的时间编了65万字的《刘红庆纪念文集》。我在后记中写道:

刘红庆老师的一生是为文学创作而奉献的一生,是为中国乡村文化复兴而奋斗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民间音乐传播而书写的一生,是为盲人音乐搜集而奔走的一生。他呕心沥血,著作等身。

相识十五年后的1月7日,我行孝子礼送走了恩师、严父。回忆过往的一幕幕,唯有泪千行。守孝这段时间,我不断地收到师友亲朋发来的悼念文章,每篇文章的每个字句都是大家泪水的凝结,让我一次次地感动。为了不让泪水冲淡这些记忆,我和师娘商量编辑出版一本纪念文集,清明节在左权县骨灰安葬仪式上首发。

我想这65万字的悼念文字是大家对刘红庆老师实实在在的肯定,也是“刘红庆精神”的升华。这本书的面世,是我践行“刘红庆精神”的开始,更是我领会“刘红庆精神”的珍贵读本。

过了元旦,刘红庆老师去世整整四年了。在刘红庆老师离开的三年多时间里,师娘李晋萍用近20万字写下了《刘红庆归来仍是少年》一书,这是她最深情的告白,也成了刘红庆最完整的传记。《刘红庆归来仍是少年》首发式上我说:“希望以后能写一本《我在刘红庆身边的15年》。”希望这本书的创作从这篇文章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