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中原、华东等各个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全国人民唱着歌儿表达喜悦心情。

准备南下

我当时在解放军晋绥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工作。宣传队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训练和宣传学习，如练歌、扭秧歌、说快板、拉胡琴等。几位村里的青年，常在家中或家门外自拉自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使得原本宁静的山村热闹欢腾了起来，特别是到了春节期间，部队与地方相互贺年慰问，各单位过年联欢等活动频繁。

部队在年初即有了要进军大西北、大西南的内部消息，并有所准备。过年之后，便陆续有人被调往新区。宣传部的朱丹科长、肖秦干事和祁云初、李志明最早调到新区组建艺术学校，接着又不断有人被调出支援新区工作。不久，便接到通知，晋绥军区司、政、后机关及所属单位整体南下的通知，部队开始了南下的具体准备工作。

部队在这个山村驻扎有多年，当地政府群众的支持很大，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离开之前要将借用群众的住房窑洞打扫干净，桌椅板凳和一切物品原物归还，损坏了的要赔偿，这一切交接办完之后，于4月8日告别了乡亲，整队出发，开始了南下的行程。

挺进晋南

这次南下是从晋西北下到晋南，未走出山西省境，行程有700多里，徒步行走了一周便到达目的地晋南临汾。途经各地，多为老区，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部队到达每天的宿营地之前，所需的住房、粮草饮水等都顺利解决。群众的支持使大家深深感受到军民团结的力量，更加自觉严守军纪，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各项规定，给群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到达临汾之后，我们宣传队立即增员扩编，并更名为文工队，由郑英同志担任队长，并新调来几位干部和教员，又开始业务学习和军事训练。根据部队要继续南下和形势发展，领导决定我们宣传队合并到西北艺校，这个学校，是要准备南下的单位。我们整体编入西北艺校为学员队，除了正常的上课学习之外，主要任务是进行军训，在队长领导下还设有专管军训的军事排，指定我和马士援同志担任排长。经过两个月的军训，队员的军事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军训结束后还进行了实弹射击和掷手榴弹的演习。

当时我们还有一个任务，迎送攻克太原之后南下参加解放大西北的野战部队，学员队组织了部分同志，每天在南下部队过来之时，在经过的路旁，以呼口号、唱歌、说快板等灵活多样的简便形式为部队进行慰问，藉以鼓舞士气，这些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南下部队战友和领导的赞扬。

1949年10月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那天，学校召开了庆祝大会，一大早，学员们着装整齐，集合等待收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实况广播。下午两点，在天安门广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正式开始。电波越过千山万水传到我们驻地，当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声音，大家无比欢欣。收听实况广播之后，艺校师生演出了文艺节目表示庆祝。

此时，西南地区尚未解放，随后我们便开始作出南下解放大西南的具体准备。当时临汾附近已集结了准备南下的部队、学校、训练班等许多单位，并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工作团下属五个梯队，晋绥军区为第一梯队，西北艺校的番号为第三梯队二大队，学员队为三中队，同时发了草绿色的新军装、八一帽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大部队还给每人发了防湿的油布、打背包的麻绳、干粮袋、水壶等行军用品。一切准备好后，于10月7日由临汾出发，开始了再次南下行军的行程。

二次南下

这次南下比上次的南下要艰苦得多。学员队先是徒步行军，行往风陵渡的途中，我们班乘坐了一段路的汽车。这辆车载着后勤供应物资，在满装物品之上可以搭乘几个人。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不料车一开动，我就感到天旋地转，昏晕呕吐，同班的赵潘龄等同志用被子将我的头蒙住，叫我不要睁眼向外看，但仍无好转。到达黄河岸边被扶下车之后，头晕得不能站立，同伴照顾我在黄河岸边就地躺下休息，幸好等渡船的时间较久，在上船渡河前头晕有了缓解，算是过了一关。由于有了晕车的经历，我此后再不敢乘坐汽车。过了黄河后，乘火车往西安前进，我们乘坐的是敞篷车和闷罐车，车上非常寒冷，敞篷车上的同志被冷风吹得发抖。

10月16日到达西安时，我们的队伍穿城而行，走在队前的是身佩短枪的副大队长张达雄同志。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大进军的歌曲，引来市民夹道欢迎，掌声、笑声不绝于耳，使我们队伍中的同志都感到自豪。部队开进到西七路一所暂未开学的学校住下，这时大家纷纷说今天感受到人民对我们南下的鼓励。有位老师说今天的场景是西安人民给我们加油，鼓励我们继续前进，我们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西安停留期间，我们队加紧休整，在驻地对面的革命公园内加紧排练节目，第二中队将在临汾已排练好的歌剧《血泪仇》在西安公演，在解放不久的西安城引起了轰动。

在西安停留期间，上级决定要西北艺校留部分文艺骨干到西北各地的文艺单位工作。经组织挑选、个人自愿原则，抽调了部分同志支援西北文艺战线，其余同志经过整顿继续南下向四川进军。

进军四川的行程要爬高山、过峻岭，这些地方尚未解放。野战部队在前面与敌军作战，工作团紧随其后，每解放一个地方，便由工作团派人去建立新政权开展工作。由西安到宝鸡乘坐了一段火车，宝鸡南进便要步行翻越秦岭，敌军在秦岭修筑了工事负隅顽抗，公路及路旁埋了大量的地雷，我军在追击之时来不及挖取地雷，工兵部队在探出可能有地雷的地方用石灰画了圆圈，让后续部队注意安全，不要踩到地雷，所以在行进中必须低头看路，绕过白圈，一路上真是险象环生。

南下四川

古人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果然如此。有的路是盘山绕行，有的路是在山石腰间，人工开凿而就，狭窄低矮，只能鱼贯猫腰弓背而过，稍不留意即有可能坠入汹涌的大河之中。

行军途中，我还经历了一次“历险”。一天，队上派我和炊事员张学文打前站，安排大队伍的宿营和吃饭等事项。临行之时队长嘱咐我们一定要走大路，以防迷路，还要注意防范地雷。但张学文胆大勇敢有余、谨慎小心不足，走出不远他便抄山中小道寻找捷径，我用队长的嘱咐提醒他不能走小道，他不以为然，反说敌人埋地雷是埋在大道上阻挡我军前进，他们埋在荒山小路上干啥，放心走吧。我俩虽然没遇上地雷，但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直到天黑尚未找到预定宿营的村庄，只能在摸黑中行走。突然发现前面有了亮光，再往前看便看到是个村庄，走到村口便见到寻找我们的同志。他们说我们今天走的有130多里，有几十里是冤枉路，所以打前站变成后尾了。我暗中庆幸还算好，找到了部队，不然可就危险了。

部队进入四川，自然环境与山西、陕西有了明显的不同，放眼可见青山绿水、肥沃土地，但高山峻岭仍随处可见，每天行军还是爬上爬下，蜀道依然难行。

在川北沿途还常见到有的人脖子很粗，甚至还有的人颈项上长有大肿瘤，据说是当地水中含有对人有害物质而造成的。闻听此言，许多同志喝水时有点害怕，特别是年轻爱美的女同志，不时摸摸脖子担心长粗。在广元住下时见到驻地的老乡许多都有此病。我们队长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他对老乡说大脖子病是饮水中缺碘，多吃些海带便可以防治，老乡哈哈一笑说，我们包谷（玉米）都吃不起，还吃海带哩。可见当时川北农民的生活还是艰难得很，正如我们在挺进歌中所唱：“那里的穷苦老百姓，多年来受着灾难与苦痛，早就盼望着人民解放军去解救他们。”我们看到了歌词反映的真实场景。

由广元再向前便进入四川腹地。沿途环境美丽，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沿途还可见到许多名胜古迹等诱人景观，大家在行军中感到轻松多了。这时在队伍行列里又发出了歌声、笑声和“同志们加油走，绵阳成都在前头”、“同志们加油干，去到成都过大年”等喊声。到了临近成都的弥牟镇时，成都已经宣布解放，奉命休息了两天，整顿军容迈着雄赳赳的步伐进入了新生的成都。

在这两次历经40多天跨越晋、陕、川三省，行程4000多里的南下四川中，我个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传统教育和革命军队的纪律教育，同时受到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锻炼，为永远跟着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贡献打下了基础，因此1949年是我人生经历中最难忘的一年。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时常回忆起当年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