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寨中

20世纪40年代，兴县城乡到处传唱着这样一首民歌：

春季里来开了冻，

生产计划家家订；

组织变工把地种，

大家互助来劳动。

秋季里来庄稼黄，

糜黍谷子都上场；

党政军民齐动手，

秋收多打几石粮。

1941年春，八路军120师及其他军队和晋西北行署，在精兵简政的同时，还实行了严格的节约制度，改变伙食供应标准。

部队的小米供应，主力部队由原来的每人每天16两秤的1斤半，分期减到1斤，地方武装由原来的每人每天1斤，减少到15两，不足1斤；机关人员由原来的每人每天1斤，减少到13两；从师、旅干部到战士，每月只发给1块5到5块钱的津贴费，按当时物价，1块5毛钱只能买到一把牙刷和一袋牙粉。机关办公费和工作人员菜金一律停发。一段时间，为了救济驻地的老乡，战士的口粮又减少到每人每天9两，把省出来的粮食分给揭不开锅的老百姓。

1942年，由于日军加紧“蚕食”和“扫荡”，使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粮食和牲畜遭受大量损失，物资缺乏，军民生活更为困难，部队每人每天只给7两黑豆，有时还无法保证供应。

战士们不够吃怎么办？老百姓挖苦菜，吃树叶，剥榆皮，部队也能吃。于是，无论官兵，一天两顿饭，小米接济不上，就吃黑豆糁糁煮饭，白菜煮高粱米。为填饱肚子，战士们有时吃米糠搅高粱面的窝窝头，没过几天，就肚子胀。后来，用榆树皮和糠窝窝搅在一起吃，山梁上的榆钱钱被采光，榆叶子摘光，由于营养不足，战士们得了夜盲症，视力下降，夜里行军，人人胳膊上缠一块白毛巾当标记。

根据地军民要活下去，要战胜困难，根本出路在哪里？

贺龙司令员说，我们要学习359旅开发南泥湾的精神，自己动手，开荒种田，发展生产，丰衣足食。

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提出的“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要求全军各部队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依据不同的环境条件开展生产运动。1941年春，留守延安的120师359旅将士在王震旅长带领下，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一把锄头一杆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中，开进南泥湾，屯垦开荒，经过3年奋战，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就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建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359旅屯垦开荒的经验，立即在120师和晋绥边区推广开来。1941年4月12日，晋西北行署召开了财政经济会议，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北军区也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把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作为1941年的中心任务，动员全体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并抽调干部组成晋西北春耕委员会，深入各县开展大生产运动。贺龙、关向应、续范亭在工作之余，也扛起锄头、镢头，参加劳动。一次，贺龙和续范亭在蔡家崖河对面的柳湾坪一块劳动，休息时，续范亭写了一首诗，送给贺龙同志。这首诗的内容是：

一把菜刀起义人，

半生革命犹刃新。

边区柱石老同志，

塞北堡垒万里城。

五载相知唯一字，

千年大业赖天真。

山人共赴瑶池会，

祝你金刚不坏身。

临参会副议长刘少白，年已六十，但也响应党中央号召，买了耕牛和农具，开荒种地。抗战日报曾以“刘副议长生产节约计划完成”为题，作了详细报道：称“刘副议长与警卫员王贵鳌、马夫王登明的变工，除开支净产量七石九斗六升。三人全年生产任务三石九斗，除交公尚余四石零六升已分了红。此外，刘副议长又节约单衣一套，罩衣一套，毛中一条，共值西农币3540元……其夫人李云同志除给家人缝纫外，还纺经纱32斤4两，纬纱4斤13两，织布37丈。节约棉衣、单衣各一套”。由此可见，当年晋绥边区党政军民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怀。

边区剧社的人员一边演出，一边开展大生产。1943年春天，七月剧社在高家村戏台后面种了六亩菜地，山上开荒种了八十垧糜谷和豆类，村西种了七八亩棉花。大家为了增产粮食，经常天一亮就上街拾粪，还养了十几头骡马，演出时驮服装道具，闲暇时揽脚跑运输。大家还发挥各自特长，办起合作社，有打铁的，有做肥皂和卷烟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学会纺花捻线，随便找一根六七寸的细柳条或高粱秆，插上一颗山药蛋，成为得心应手的捻线工具，有空就捻。大生产运动，不仅生产了粮食蔬菜，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更锻炼了人们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