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条秘密的战线，它由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所精心策划和缔造，曾为党中央与各解放区和地下党传送文件、运送物资和经费，安全护送一批批党中央领导及党、政、军负责同志到达陕北延安，直到顺利完成党中央机关由陕北向西柏坡的转移。历史上被誉为“吕梁地下红色走廊”。

初建吕梁秘密交通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通往各根据地的通道和重要城镇被日寇占领和封锁。1938年，中共中央为了打通延安与各根据地的联系，粉碎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封锁与围困，在毛主席亲自策划，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迅速打通和建立了从中央到各抗日根据地的秘密通道，各地方组织也相应建立党内交通专职机构和地下秘密交通线，担负起沟通延安与各根据地的联络、转运、护送等秘密工作。

在吕梁范围内，重点创建了以孝义为中心，往东经汾西、洪洞、赵城或霍县，过南同蒲铁路到晋东南，往西经隰县、永和、石楼过黄河去延安的秘密交通线。从1938年到1939年，孝义作为延安通往晋东南、晋察冀、华中、华东敌后抗日通道的秘密中转站，为抗战初期的秘密接转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晋西事变”后，这条交通线遭到破坏。面对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势和任务，在贺龙、关向应为首的晋绥边区党委领导下，吕梁再一次创建了从文水通往晋东南的秘密交通线。为了保障这条红色交通线的安全、保密、畅通，不仅晋西区党委在文水县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秘密交通员，而且由120师派出部队负责保卫工作，确保了我党重要领导干部往来延安，以及转运各种秘密文件和重要物资的顺利与安全。

交通站联通四面八方

1941年，日本侵略者全面进攻和扫荡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日军为了破坏和割断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联系，切断延安与各解放区的往来，加紧了对晋西南、晋西北的分割、封锁和包围，使吕梁秘密交通线处于极度困难时期。1942年1月，面对全国抗日战场形势与对敌斗争的变化，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有力保障延安途经吕梁通往各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畅通无阻，在晋绥边区的高度重视和120师部队掩护下，晋西区党委和晋绥军区经过周密的组织侦察，利用晋西北地形地貌便于隐蔽和晋绥边区良好的群众基础，进一步开辟了北、中、南三条秘密交通线。北线：由兴县，经过岚县、静乐、忻县、崞县到晋察冀边区的北岳二分区；中线：由兴县，经过临县、方山、交城、清徐、太原（县）、徐沟、太谷、祁县，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二分区；南线：由兴县，经过临县、方山、交城、文水、汾阳、平遥，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太岳一分区。这三条秘密交通线交汇于吕梁兴县，再由兴县向西经黑峪口过黄河，经陕西佳县、吴堡、绥德、清涧到延安。同时还有一条秘密国际交通线也过境吕梁，这条交通线直至解放后仍长久不为人知：它的具体线路是从延安经晋西北、大青山、外蒙库伦（今乌兰巴托）、赤塔、伊尔库斯克，到达莫斯科。这条国际交通线主要承接的是延安与莫斯科的文件往来，对接转党的干部和国际援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吕梁交通线功勋卓著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吕梁军民舍生忘死，曾通过这几条“地下红色走廊”突破敌人的分割、封锁、包围，接送数以万计的干部和七大代表安全到达目的地。吕梁境内的晋绥八分区曾接送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杨尚昆、陆定一等许多中央领导人及党的重要干部和七大代表乃至民主人士共2852人；吕梁境内的晋绥三分区曾接送聂荣臻、彭真、罗瑞卿、程子华和联大、抗大师生以及相关部队、机关人员、国际友人等共计1万余人，运送延安与各根据地之间往返的重要文件、书籍、枪支、弹药、医疗器械、通讯器材、布匹、棉花等军需物资等1000余吨；1942年到延安参加整风的各根据地干部和1945年到延安出席“七大”的各根据地代表，都是经由吕梁区域内的军民安全接送过境的。1948年3月，吕梁人民又保卫和护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从临县高家塔过河上岸，途经临县双塔村到达晋绥边区首府兴县11天。毛泽东同志在此发表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两篇光辉文献，全面阐述了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总政策，及时纠正了土改工作中的极“左”错误，并指明了党的新闻工作应遵循的方针、路线和政策。1948年吕梁军民又护送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前往西柏坡指挥解放战争，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

吕梁秘密交通站，为安全保密地传递信息、情报，转运抗战物资，护送抗日干部和党中央重要领导人，为夺取抗战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高宇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