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志钊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事物虽已远去，但其留下的印记和精神却永远熠熠生辉，晋绥日报社便是其中之一。晋绥日报社所承载的历史，不仅是一部新闻事业的奋斗史，更是一部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的壮丽篇章。

创刊背景

1940年，那是一个战火纷飞、局势动荡的年代。吕梁山区的军民处于信息相对闭塞的环境中，想要获取一点新闻资讯都极为困难。而创办一份统一的铅印报纸，更是面临着重重艰难险阻。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毅然决定创办机关报，这便是《晋绥日报》的前身——《抗战日报》。

当时的晋西北，刚刚击退阎锡山军队，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了阎锡山与共产党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成为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然而，新的根据地面临着诸多挑战。东起同蒲路北段，西至黄河，南临汾离公路，北接清水河，与大青山区相依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较为闭塞，军民的信息沟通极为不便。同时，敌后环境险恶，日军不断进行扫荡与封锁，战地分散隔离，广大领导干部、部队官兵、普通群众急切需要听到党的声音，了解各个根据地敌我斗争的情况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新生的根据地也急需将党政军民对根据地建设和对日斗争的工作方针、具体办法以及抗日军民奋勇杀敌和建设根据地的伟大事迹传播出去。于是，在1940年春，中共晋西党委决定创办全区统一的铅印报纸，以替代原晋西南党委的油印机关报《五日时事》。

要在刚刚建立起的敌后根据地办报，谈何容易。晋绥军民赶走阎锡山军队后，日军又频繁进行大扫荡，整个晋西北正经历着最艰苦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在《抗战日报》创刊前夕，八路军为打破日军的封锁，在华北对日寇发动了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日军加紧回师敌后，力图摧毁整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晋绥边区根据地正处在残酷、频繁的战争中，敌我双方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边区军民常年过着艰险紧张的战斗生活。此时，整个晋西北地区物资匮乏，群众文化水平落后，办报的前期筹备工作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艰难展开。

艰辛筹备

中共晋西区党委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便是采编人员紧缺。在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同志的主持筹备下，报社首先吸纳了《五日时事》和《新西北报》一部分工作人员，构成了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采编队伍。紧接着，报社又开始筹措办报必需的印刷器材、纸张、油墨等等。在敌后根据地办报，印刷器材的筹备是另一项艰难的工作。根据地物资匮乏，没有出版报纸必需的印刷、通讯器材，就连纸张、油墨和办公文具也因日军的封锁而奇缺。报社工作人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占区商人，从天津、太原等敌占城市把这些东西往回运，许多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抗战日报》工作过的报社人员邵挺军后来回忆道：“《抗战日报》筹备和创刊期间，正是日本侵略者回师华北，对我晋西北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推行‘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的时候。频繁的战争，物资和技术的缺乏，使筹备和出版报纸非常困难，我们的同志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敌占区购买敌人禁运的印刷器材和其他物资，高锡嘏同志就是在1940年春天到敌占区购买印刷器材，因汉奸告密，被日本鬼子刺刀杀害的。”后来，报社尽量自力更生制作各种器材和物资，如用本地产的大麻油和自己烧制的松烟制成油墨，报社还自己动手办了造麻纸的纸厂，最高日产量达到了25000张。发行报纸的同志同样冒着生命危险，把报纸送到游击区和敌占区，模范交通员李人和在文水县敌占区运送报纸，曾几次在敌人包围和追捕中，用手枪和菜刀同敌人拼杀，最后弹尽牺牲。

正式创刊

1940年9月18日，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抗战日报》终于在晋西北根据地正式创刊。报纸创刊号的《发刊词》明确宣布：“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建设晋西北，便是本报的三大任务。”贺龙同志还为报纸的创刊写了“抗战日报人民呼声”的题词，鼓励广大新闻工作者为根据地的建设再立新功。这份在战火中诞生的报纸，承载着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犹如一颗新苗，在硝烟弥漫中艰难地孕育、成长，成为晋绥边区历史最忠实的记录者和见证者，并成为当时晋绥边区的一面战斗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