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正月里的闹红火，据说，起源于先秦，在宋代时风靡一时。宋时，我国经济繁荣，市井繁华，国人生活殷实。可见，闹红火也是国泰民安的一个标志。这些，在宋代的一些壁画上可以反映出来。也有把社火与闹红火混在一起的，不能说不对，但，我觉得闹红火比社火，涵盖面要更大，更有年民俗的味道。

这些年，很多人谈到过年时，都说：现在过年，年味越来越淡了。这是事实，没必要遮遮掩掩，羞于承认。我以为，这与很多地方，正月里冷冷清清，偃旗息鼓，有极大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真正的过年，并不单指春节这一天，而是包含了整整一个正月。正月里，家家户户挂红灯，大街小巷舞龙吼狮，踩高跷、跑旱船、背铁棍、扭秧歌，这些，构成了正月的红火，也是年的味道的洇染。

一进正月，我就时不时地想起儿时看的闹红火。老家的红火，都是一过年就排练上了。无论农业社还是厂矿企业，家家先把上一年闹红火用的家伙什，都搜寻翻腾出来；穿过的演出服，婆娘们领回去，把烙铁烧红，垫上干净的湿布子，熨展；锣鼓队的人，把大鼓小鼓抬出来，在太阳底下，把鼓皮子反复晒一下，这样，敲起来响声会更清脆、宏亮；镲铙上挂的红绸绸，脏了烂了的，一律买上新的换过；表演队伍的门旗，旧了的，重新扯上丝绒，扎了花边，把字号做上去。排练的时间，一般是上午十点左右，太阳升高了，天气也渐渐有了暖意。这个时间点，人们叫“能伸出手了”的时间。即使是这个时候，天气依然很冷，口里呵出的气，落在眉毛上，会结一层白霜。那擂大鼓的，边擂边出汗，一轮下来，穿的背心就湿透了，头发上还会不停地冒出热气。有的年轻人，心气旺盛，不在乎这些，第二天就会感冒，再排练时，额头上就有拔了罐的暗痕，互相见面时，别人会逗笑说：怎样，盖了章了吧。

正月里的红火，大多都是在城里的繁华街道闹。企业厂矿的算是一拔，各公社大队的是一拔。县里有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后来一直就叫春节文艺活动指导委员会，简称“春指委”，专门负责安排协调闹红火的具体事宜。白天谁前谁后，晚上谁家先表演谁家后表演，都由县里的春指委来定。准备了近一个月的红火，各家都想在这几天大显身手，出尽风头。虽说表演只是一会儿的事情，但表演队伍早早就准备上了。演出人员都要早早化妆，表演时还得把演出服外穿的防寒衣服，脱下来交给专人保管，所以，每支队伍里都有这样一批负责打杂的人员，活计除拿衣服外还包括抬大鼓、买垫饥的饼子、烧开水等。这些人，都是各家所谓踏实靠得住的人。每支表演队伍，还得早早按春指委指令，在指定地点整队候场。正月里，天正冷，就数这候场的时候最难挨，个个冻的口里冒热气，双脚直跺地。等到真正入了场，表演开了，也就顾不得那冷了。

闹红火不是简单地在大街上游行。在一些关键的地点闹红火，要先“打场子”。这份营生各家都有专门的人来做，一般都是负责治安的人。红火队伍行进到一个准备闹一闹的地点，步伐就都会慢了下来，大家互相都在交换着眼神，示意准备开闹。先是让把门旗的人，把门旗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让看红火的人知道是哪家的队伍过来了。接着，就有几个人迅速扩宽表演的场地，他们嘴里一边对着围观者喊话，一边用手向后推人，直到把一个表演的中心区域，扩大到基本能满足闹红火的表演。如果实在扩不开，开始闹红火后，表演者也会用手中的扇子、划旱船的浆，或绸子，沿着靠近表演区的围观者，轻轻地抖动，也能起到“打场子”的作用。当然，“打场子”时也有一些围观者，嫌被人推搡，与打场子的人发生口角。不过，大都不会太较真，互相心里也都理解。一方面是为了把红火闹得更红火，另一方面是为了看好闹红火。加之，正月里谁也不愿意生气，那样不吉利不喜庆。往往是笑嘻嘻地解释上两句，也就过去了。

老人们讲“正月里十三、十四、十五”“游百病”。意思就是说，正月里的这几天，一定要出去走走，一年中才能防百病。我看红火，都是跟着父亲。吃过早饭，太阳就暖融融的了。父亲就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到大街上看红火。父亲喜欢摄影，出门时，还要带上他的120海鸥照相机。父亲怕我们被挤着，就带着我们来到县城东大街文化馆的二楼。父亲在农政部工作时，文化馆里的人都很熟悉。文化馆是幢临街的二层楼，向东不远就是县政府，这条路是闹红火的队伍的必经之路。文化馆二楼上有几个窗子就正对着大街。到了二楼，我们就趴在窗户上，望着大街，等待闹红火的队伍过来。

父亲就到了隔壁的一间美术工作室，那是画家王捷三和靳冠山两位老先生的画室。在美术工作室里，父亲与两位老先生及来看闹红火的朋友们聊天喝茶，等闹红火的队伍过来时，我们便跑进去告诉他们，父亲和他们也就赶快来到窗户前，一起看大街上红火经过。个子低的弟弟，趴在窗楞上也看不见红火，父亲就从美术工作室里取来椅子，让弟弟踩在上面，那就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样大致看一遍后，我们还要随父亲再到几个重点表演区域细看，比如鼓楼底十字路口和县政府门口。那时，父亲在围观的人群中开路，我们兄弟三个尾随其后，七钻八钻，也就到了前面。实在人多接近不了表演队伍时，父亲就让我和二弟自己找空隙钻到前面看，他就把三弟举在自己的肩膀上看。我想，父亲是看不到什么的，只是三弟在父亲的肩上，看得直踮小屁股。越踮的厉害，父亲笑得越欢。有时候，父亲在表演的队伍里，遇到了自己下乡点村子里的红火，与带队的人打过招呼后，父亲就把照相机打开，给闹红火的照几张相。那时，闹红火的人就越乏闹得蹦欢，身板扭得也就越发夸张。结束时，父亲总不忘叮咛几个村里的老熟人，闹完红火来家里吃饭，喝几杯。

不痛不痒的东西，总是没有感觉，也是没有生命力的。抽烟上瘾，喝酒上瘾。正月里看闹红火也上瘾。还有那些扭秧歌、划旱船、踩高跷、耍背棍的新老艺人，一过年，浑身就发痒，就想闹红火。尤其是在闹红火中，抖了一辈子“洋相”的老搭档，更是舍不得那份留恋。一听说要闹红火了，发痒的腿都不知往哪里放。这一份关乎痛痒的感觉，就深藏在人间的烟火里，让人思念。我负责电视台工作时，正月里也闹过几年红火，也置办了不少鼓、镲、铙，也买了一些表演服装，也换了几次门旗。现在，每翻到那些年闹红火的照片，总是那么热血沸腾，那么有情有义，那么让人怀念。后来，不闹红火了，冷落在库房里的这些东西，都赠送给了包联的驻村，或许，日后，对他们还有点用。

时光荏苒，转眼多少年过去了。每年，临近正月十五时，在寒冷的冬天，推开门推开窗，远处隐约响起闹红火的鼓点，就仿佛看见那挤来挤去的人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