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在民族振兴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文化被提倡和重视，儒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以及文化的演变起到关键作用。纵观我国整个文化发展史，儒学具有重要的地位和鲜明的作用，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儒学也必将扮演着关键角色。

子夏在文水

设教讲学

文水是三晋儒学发祥地，孔子“七十二贤”之一的卜子夏曾在这里“设教授徒”。卜子夏（前507年-—前420年），姓卜，名商，字子夏。据记载，卜子夏性格勇武，自幼刻苦好学，后进入官府，曾作过鲁国莒父邑宰。在孔门“七十二贤”中，卜子夏才思敏捷，尤其擅长文学，孔子称赞他为“文学科”的高徒。在孔子去逝后，卜子夏为老师守孝整整三年。而后，他来到太行山以西的魏国西河，在文水神堂设教讲学，吸引了不少名士，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庞涓、鬼谷子等，纷纷前来或求学、或隐居，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很快，卜子夏便在当地官府、士绅以及村民们的帮助下建起了学堂，设立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开始设坛讲学，有针对性地教授生徒。卜子夏在全面继承孔子的教育思想基础上，又在教育目的、过程、学习和借鉴历史、慎交益友等方面有发展创新。开创魏国百年霸业的魏文侯在治国理政时，也特别注重吸收卜子夏的学说思想以及治国方略。当地乡民们把子夏设坛讲学的这个村庄称为神堂村，又把子夏隐居的石室称为隐堂洞。唐开元十七年(739年),唐玄宗巡幸此山访古,将这座子夏隐居的山名改称子夏山。

清康熙十二年（1673）《文水县志》记载：“商山，在县西南二十五里,石壁峭立,子夏设教西河,游憩于此,故名商山,又名子夏山。建庙山阳,春秋官祭。山麓有水,而不恒流,又命之曰隐泉山。”

子夏设教在文水留下了深厚的历史踪迹和文化影响，这里也成为三晋儒学的发祥地。历史上，文水人民对儒学极尽尊崇,对孔子、子夏、孔天胤等拜祭仰望。明清期间，县城西街有座文庙，坐北朝南。庙门两边是两座精致的木制大牌楼，楼门匾上分别雕有“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八个镏金大字。文庙开东西两门，分别为“礼门”与“义门”，中间是一高大照壁，砌有琉璃烧制的二龙戏珠彩色图案，上书“天开文运” 四个大字。进门后有一正门，紧闭不开，据说考取状元的才有资格走此门，所以，人们只能从两旁进出。院中有一石桥，名曰“状元桥”。下面有两个水池，叫“墨池”。两旁长着两棵古柏，意为两支“毛笔”。走进二进门，东西两旁是整齐的厢房，但都隔成小间，原来这就是童生考取秀才时的试场。院中平坦宽敞，北面为正殿，塑有孔子像，七十二贤人排列两旁，平时都有学子或家长前来进香，十分红火。在文庙西是学宫，也叫儒学，宋元符年间建，中为先师庙五楹，堂高三尺。东西分列两庑，各十七楹，前为戟门三楹。明嘉靖年间本县士绅又创建了武陵书院，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为文水两等（初等、高等）学堂，民国三年（1914），改为文水县高等小学校。

在文水乡村有许多子夏庙。比如中舍、永乐、南贤、孝义等地。还有一座子夏庙就在子夏山东侧，文水县城西南十里。这里修建子夏庙后，四周原来的村子便改名为东夏祠、南夏祠、西夏祠、北夏祠。南夏祠在孝义村北，据说孝义村修堡墙时，北门没有直接通到北，而是通过拐弯街到了北门，就是为了避开南夏祠。后来，南夏祠并入了孝义村。乡人也称子夏为书记爷爷，小孩上学第一天，大人们就会领上小孩去子夏庙叩拜书记爷爷，祈求能有好的学业。

正因为受卜子夏西河设教的影响，两千多年来，文水烙上了儒学文化基因，尊师重教之风久盛不衰，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大量人才。据《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记载，从隋唐到清末，文水所录人数与其他县相比，均名列前茅。同时，涌现出了像卫绾、武平一、同恕、孔天胤等一代代载入国史的硕儒名贤。进入现当代，不少文水籍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院士、学者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

百金堡出了个孔天胤

从前，一位新上任的汾州知府乡下巡查，突然看到一处祠堂前置高高的旗杆石，房顶上还建有神兽，不禁非常生气，心想谁有如此胆量，竟敢祠堂置神兽，这在当时只有高级职位的官员和得过功名的府邸才允许安置神兽的。知府下轿走进祠堂，院内有两棵高高的古槐，祠堂分两院，主院正房、东房、西房各五间，偏院正房两间，对面建有戏台一座。所建房屋厅堂高大、雕饰精致、用料极其讲究。知府进了主院正房，只见东墙神龛里供着孔天胤的像。知府急忙跪倒在地，叩头参拜。原来这里是百金堡的孔氏宗祠。在孔氏宗祠东南有座魁星楼。据《文水县志》载，百金堡原来叫百金濮，因清乾隆年间遭水淹，便把带水字旁的“濮”，改为堡垒的“堡”。百金堡村有凤凰村之说，村东两井为眼，村东南魁星楼为头，村西虹庙为尾，村南北各一影壁为翅。

有文献表明，百金堡孔姓来自山东曲阜，孔家人之间的称呼，先看辈分，后看年龄，有别于其它姓氏。当年百金堡孔氏宗祠的祭祖活动，使得村里孔氏宗亲血浓于水的亲情更加浓厚。追根溯源、固本茂枝，此乃华夏文明延绵不绝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天下无二孔、孔姓一家亲”，这句不仅孔氏族人明白，而且整个华夏大地家喻户晓的格言，深深地把孔氏宗亲联系在了一起。

百金堡村曾有孔氏宗祠，祠堂里供奉着圣祖后裔孔氏第六十代先祖孔天胤。据《汾州志》记载，孔天胤（1505-1581），字汝锡，号文谷子，又称管山人，文清先生。汾州文同里百金堡人，出生于书香家庭，其父为庆成王府仪宾封奉训大夫。明朝嘉靖十年（1513）省乡试中第六名举人，次年复以进士一甲第二人及第，乡人习称“孔榜眼”。

据史料记载，明代自洪武四年（1371）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先后245年之间，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共244人，南方215人，北方29人，山西仅4人。作为4人之一的孔天胤高中榜眼不仅为孔氏家族争取得荣耀，在当初也实是整个山西读书人的光荣。然而，在乡亲们眼里，以孔天胤的才学，理应殿试夺冠，因此，说起孔天胤中榜眼来，至今民间仍有一段奇妙的传说。

据说嘉靖十年（1531）春，孔天胤进京会试，临行前他的老师冯老李嘱咐他：“此次赴京会试，千万不要忘记你的名字。”孔天胤心想，老师说得真奇怪，我怎能忘记自己的名字。但碍于老师的面子，还是点头称“是”。

到京考试时，孔天胤提前交了试卷。可是当主考官阅卷时，看到他的卷子和一位南方举子的答卷不相上下，主考官犯难了，一时难以确定谁为第一，谁为第二。于是主考官只好奏请嘉靖皇帝定夺。殿试时，皇帝有意出了许多难题让俩人答，结果俩人又都对答无误。皇朝可从来都没有并列状元呀，情急之下，皇帝问他俩：“一人为大，还是二人为大？”孔天胤抢先答：“一人为大。”南方举子却说：“二人为天，再大莫为天大”。皇帝当即点了南方举子状元。孔天胤一字之差，便与状元失之交臂。孔天胤得中榜眼归来，去看望老师，老师责备道：“临行时我怎样嘱咐你来，怎能忘记自己的名字？去吧，不要来见我！”此时，孔榜眼才如梦方醒，连忙跪地叩头认错。

从这则传说中，不难看出父老乡亲在为孔天胤自豪的同时，又流露出些许惋惜。孔天胤历任陕西按察司、右布政使，转河南左布政使。他做官清正廉明，每到一地，都受到人们的称赞。

当年的孔氏宗祠中有孔天胤塑像和神秩，从神秩的布局，年长的老人都知道，百金堡孔家有四个支股，谁属哪个支股都很清楚。每逢过大年或重大祭日，所有孔氏族人都去祠堂祭祖。在仅存的第一支股下街神秩和第二支股手抄本家谱中，记载着孔弘正而后有信甫，信甫子四：克旻、克全、克忠、克仁，从此分为四个支股。

从汾阳北花枝村先祖孔天胤为其父孔麟所立墓碑的捶拓考证，五十九代祖孔麟是百金堡村第四支股克仁之后。先祖孔麟当时被聘为汾州庆成王府仪宾而由百金堡村迁往汾州府。在《阙里志》中查找到孔元孚（字信甫）宋开禧元年（1205）进士、武节大夫，而巧合的是《孔子世家谱》中平阳派二支五十二代先祖孔之孚也为宋开禧元年（1205）进士武节大夫。《平阳历史名人录》，里面记载了孔之孚原名孔元孚，宋开禧元年（1205）进士武节大夫。这样，确定了汾州支孔氏族人系平阳派二支孔之孚先祖之后。

孔天胤以精研理学闻名于世。他的学说继承了宋代儒者的“格物、致知、明辨、笃行”的宗旨，讲求教学者首先要端品励行，其次才是研求文词，教育人要重视反省自己本人，然后才能以自身做为弟子的典范。他爱收藏图书，刊刻图书颇多。晚年致仕回乡后，建藏书楼、刻书坊有“寄园”，藏书万卷，其《晒书歌》称“乱简残书次第开，先人遗迹满尘埃”。孔天胤曾与王道行、吕仲和、裴邦奇等组织诗社，以诗倡和，很受当时学者的推崇。他一生著有《孔文谷文集》20集、《孔文谷诗集》14卷，刊刻有《资治通鉴》《后汉书》《适晋稿》《汾州府志》《西京杂记》《文谷子文集》等数千卷。《周易纂》《渔嬉稿》《霞海篇》等被《四库全书》著录。他还编著了《汾州志》8卷。

在中国儒学史上，孔天胤是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传承圣学最为突出的孔子后裔之一，当时被誉为“北方学界领袖”。特别是在汾阳、文水一带很有影响，他的事迹和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孔家儒学文化发扬光大，于是，百金堡成立了孔天胤研究会，并建立了孔天胤纪念馆。

文水儒学圣地隐唐洞

文水城西南十二公里就是那座高峻挺拔、骨脊分明的子夏山。山上陡峭崖壁之上，突见一洞悬生，距地约数百米，山陡壁立，时而直梯攀高，时而窄路踽步。恍惚间，透过蓊郁荫翳的树林，缕缕白云缀在蓝天，一幅雅趣盎然的淡墨山水画。在悬崖峭壁上，只能身贴岩体，一个脚找到踏处，再小心翼翼移动另一个脚，身后便是百丈悬崖，好在先人已凿出手抠的小槽，让人可以攀岩而上，惊险之处难以言表。

这个天然石灰岩洞，高10米，深20米。洞口上方有佛教火焰图，洞壁刻有浮雕佛像，洞旁凿有两孔石室，门上刻一副对联：将勤补拙，以俭助贫。横批：中和。进入洞内，有一上斜的倒插窝，直通洞外，人称“南天门”。从主洞到南天门，攀岩而上，步步惊险，真需要有点飞墙走壁的功夫。南天门洞口直下有一石室，也有洞口通外。

《永乐大典》载：“隐堂洞，在山西太原府文水县西南三十里，隐泉山上，即子夏退老所居之石窟室焉。”明成化版《山西通志》记载：“隐泉山在文水西南二十五里，汾州西北四十里。山壁峭立，有泉隐没不恒流，因以名山，一名陶山，一名汤泉山。卜子夏退老西河之上，即此地，又名子夏山，一名商山。山有石窟号隐堂洞，亦子夏室，其东有马跑泉。”清乾隆十二年《文水县志》记载：“隐唐洞，在隐泉山隈。去地百余丈，蹑石栈而上，最险峻。其洞深四丈许，高三丈余，洞内一窟，方广丈余，俗传通陕西路，未有深入者。又曰子夏室。”

隐唐洞是文水儒学的滥觞所出，因而寻求儒学原始察终离不开隐唐洞。这里有唐玄宗、虞世南造访隐堂洞留下历史踪迹；有明前“隐唐祠增修碑记”的残碑，记载着“文阳郡之西……重山叠翠”；这里也留下了孔天胤的足迹。孔天胤深受子夏学说思想和道德品行的浸润，他不仅官至左布政史，而且在为政、文学、出版、教育、修志方面都很有建树，他所秉持的教育理念，继承了子夏的“实用”思想，从而成就了其辉煌的人生。孔天胤追寻子夏足迹，攀登子夏山隐唐洞，写下了寄题子夏石室诗二首：“道存身退老于斯，石室千年尚可窥。谷水寒流洙泗脉，岩条春长杏坛枝。”“梯云直上心犹壮，带月空回力已疲。自叹为儒还不遇，繇来吾党合栖迟。”

文化传承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只有通过创造地继承，和有继承地创造，才能在文化的发展中使文化连续性和创新性得到统一。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加以研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实现“创造性转化”。与此同时，进一步去挖掘阐发中华优秀文化的时代意义，充分体现中华优秀文化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