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春良

吕梁作为商代方国主要的集中地区，青铜器的制作生产具有明显的方国特色。石楼等地出土了大量商代青铜器，见证了山西商代方国青铜器制造技术的高度发达，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铸造工艺等等都是宝贵的文明遗产。本文介绍了吕梁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及其特点，重点介绍了石楼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对于研究商代方国的历史、青铜器的铸造有一定的价值。

吕梁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具有明显的方国特色。“方国”一词最初由孙怡让在《契文举例》中提出。《周易·既济》篇载，“方，国也”。“方”便是“所有的国”，甲骨文中称为“多方”。在甲骨卜辞中，有称为“X方”的国，又有不称“X方”的国。商王国时期的国家就是一种方国与方国的联合体历史上山西北部是鬼方的活动区域，鬼方的青铜艺术风格和殷商的青铜器十分相近，明显受到商王朝的影响。据史籍记载，商武丁时期在山西西北部有许多多民族的方国，如土方、工方、羌方等。商在山西最大的方国是沚。这些方国的文化遗存广泛分布于山西北部，包括现在的石楼、保德、河曲、永和、柳林、离石等地。这些方国的青铜器艺术既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同时这些方国长期镇戊和与北方民族征战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在装饰与器形上又具有了草原文化元素和印记。

一、吕梁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概述

吕梁的商代青铜器出土地主要集中在石楼县和保德县等地。石楼县地处黄河中游，是一块古老的文明丰盈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存，夏为鬼方，商为沚国，春秋称屈邑，西汉名土军，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为石楼至今。郭沫若用甲骨文考证，认为石楼可能就是商代的鬼方。刘敦愿先生在《文史哲》上发表的《山西石楼出土龙纹觥的装饰艺术与族属问题》一文，研究了名家的众多说法，并提出“以龙蛇纹样为主装饰青铜器，应是夏族余民”的观点，亦即商代山西地区的戎狄族的制作，如果更具体一点说，很可能是鬼方的遗存。石楼县现有文物229件、59处文物保护单位，有1 1处古建筑、4处古墓葬、33处古建筑和56件国家一、二级青铜器文物。

石楼县出土文物数量之多，价值之珍贵，确实罕有。这里发现大量陆龟、大象、犀牛、三趾马的化石，为研究黄土高原的地质地貌和物种进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在当地还发现了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遗址，并伴有300余件珍贵的殷商青铜器。这些文物的大量出土，对研究商周时代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大量商周时代青铜器的频频出土，石楼县被称为“全国三个殷商出土方国之一”。

自1956年至1993年，在石楼县城二郎坡、义牒、桃花庄等17个遗址，分9批、8次，出土殷商青铜器300余件，其中有生产工具、兵器、乐器、食器、酒器、生活用具6个类型，以酒器居多，兵器次之。这些殷商青铜器，引起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59年8月，姜太公妻桃花女的原籍桃花庄姜太公岳父的坟墓中一次就出土商代青铜器79件。在这些已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价值最珍贵的当属“龙形觥”（也称龙纹觥），被称为姜太公酒器。据专家考证，姜子牙就是石楼县义碟镇人，其岳父去世时，姜子牙送龙形觥予岳父陪葬。这件造型独特、纹饰奇绝的青铜器叫做 “龙形觥”。

二、吕梁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的特点

吕梁出土的青铜器，以礼器兵器数量最多。礼器有铜鼎、爵、尊、觚、豆等。这些青铜器造型奇特，装饰纹样华丽繁缛，结构构思奇巧，工艺技术娴熟，具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文化特质。

吕梁出土的兵器多为兽首形，铃首的短剑饰管、銎斧饰管、銎戈饰管銎矛和军事装备的胄、靴形器，铜盔、青铜弓形器，具有草原风格。其中桃花者出土的一件青铜虎饰匕，镶嵌绿松石，匕首弯曲修长，匕身手柄部位装饰一只写实的大猛虎，大头卷尾，身微后倾，一副准备腾跃猛扑状，动态十足。虎眼镶嵌着绿松石，整个匕身为素面体。残长18cm，宽4.6cm，1959年出土。制造工艺精细高超。

吕梁出土的青铜器生活用品有环首刀、羊首刀、鹿首刀等。此外还有很多以动物造型为设计图案的兽首刀，以及蛙首、蛇头做装饰的匕、勺等，这些青铜均为素面体，只有少量的装饰有斜方块或者斜条纹。后兰家沟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蛇首扁柄斗，属于挹注器（把液体盛出来再注入的器具），长37cm，勺径4.8cm，1957年出土。斗作敛口，鼓腹平底，为罐形。底部一侧伸出扁平的长柄，柄首为镂雕的二蛇戏蛙，极其生动。柄身的装饰为云雷纹的夔龙，斗腹装饰着云雷文的饕餮纹。

吕梁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铜器，是中国青铜的独特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重要物证遗存。这些青铜器出土时，多数为青铜小件工具与青铜武器的组合，大件则不与小件工具组合。这也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礼仪制度和规制与商代中原文化的礼仪不同。具有很高的民俗、礼仪、历史人文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