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当代厨师多手艺精餐饮盛，被中国餐饮学会评为“中国厨师之乡”，目前山西唯一，中国也仅有八家。一般认为汾阳厨业兴旺发达，与明代庆成王永和王两府开郡汾阳带来皇家饮食文化有关，而关于古代餐饮行业的文献则稀见。汾阳餐饮协会整理的汾阳名厨谱系，最早也就是清末民国之间。

偶读《汾州沧桑》，发现清代光绪年间汾阳《重修关帝庙皂君神祠记》其实是一则汾阳厨师史料，碑文记载咸丰八年汾阳新建灶君祠事件，涉及到当时汾阳厨师行业的诸多事情，将汾阳厨师传承档案提早了五十多年，也是目前发现的明清稀见厨业碑刻。碑文显示了清代汾州“厨行”的一些历史信息：

第一、咸丰八年（1858年），汾阳厨业已经相当发达，有“厨行合行修规”。咸丰八年“合邑厨行公议”起建皂君庙，说明汾阳世传厨行组织机构，而且厨行组织与地方官员交往密切。山西按察使周某积极活动帮助汾阳厨行在关帝庙西修建灶君祠，作为汾州厨业会活动祭祀场所，省三司之一亲自来汾阳主持厨业行会祭祀灶君，可见当时汾阳餐饮已经山西知名。咸丰时期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我国，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久难平定，这些似乎对汾阳厨行影响有限，毕竟民以食为天。汾阳作为秦晋旱码头，晋商汇聚之地，又是汾酒之乡，晋剧餐饮的稳定发展得天独厚。

第二、光绪四年（1878年），汾阳厨师行头宋氏三兄弟，叫宋霞、宋明、宋风，这是当时有名望的厨师世家。皂君庙建成后，经过了二十年，期间厨业行会里的人员也难免帮派竞争“人心不齐，厨行散涣，祀典日就废焉”。光绪三年山西大旱，光绪四年宋氏三兄弟新任厨师行头即会长，独家拿出少数资金修缮了皂君庙祠，以振兴行会。并且刊刻“合行修规”，可惜行规的具体内容没有流传下来。笔者猜想，宋氏出任会长协和各派，大概与名臣宋其沅家族有些瓜葛。宋其沅，汾阳人，官浙江布政使，1840年死于抗英鸦片战争，其家族人丁兴旺。

第三、皂君庙是灶君庙的雅称，是专业厨师们祭祀灶君、和谐行会的场所。碑文强调皂君庙“尤为厨行立祀不朽”。汾阳“合邑厨行公议每年八月初三日皂君圣诞日期，神前献戏，省牲上供三日”。灶君庙许多地方都有，而北京则有御膳厨师们捐资建设的皂君庙，汾阳出现的皂君庙应该深受北京皂君庙的影响。

第四、光绪八年后汾阳出现了“厨行复盛”的局面。光绪三年山西大旱，进而出现人食尸体的局面，尽管官方尽量赈灾，山西饥民直到三年后才趋于稳定。在饥荒肆虐的时期，厨师行业自然萧条失业了。到光绪六年后歉收局面扭转，社会财富增加，因而厨师们赞美“厨行复盛”。特别是光绪七年张之洞主政山西，汾阳民间厨业复兴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反映。

《重修关帝庙皂君神祠记》作为关帝庙附属物，故厨师之记没有引起大家重视。碑文虽短，足以映照明清汾阳餐饮传统，述补行业史料不足之弊。一种观点认为灶君是古代的祝融氏，《礼记》记载：“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为灶神。” 汾阳古代有祝融城遗址，汾阳厨行得灶君地利。

在周边县市，汾阳吃饭，久闻大名，江湖上赞美有加。汾阳政府与民间有识之士积极申报厨师之乡，餐饮协会郭江林先生用心良苦建立新会，以镶其事。汾阳商务局长王兆龙苦思得词“汾享杏福”品牌。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傅龙成先生赞美“身临汾阳，感受良多，进而发现，汾阳是一个物产丰富、擅长烹调、出产美味、食俗讲究的魅力之城”。他总结汾阳厨师之乡的地缘优势“这里汾水环流，盘峰耸翠，多样化的地貌带来了丰富的物产；秦晋通衢，兵家必争，商贾云集，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了交流频繁，这些是形成汾阳饮食文化的基石；2600年的建城史，1600年州府郡治史，近300年两座王府的繁衍史，这些对汾阳饮食文化的品质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民间汾阳厨师人前自我贬低“熰脚面的”，形容厨师总是站在炭火之前专心做饭最容易被落下来的炭灰烧了鞋子，而民间对“好厨子”则敬重有加。厨师必须眼捷手快，才能支应几十张饭同时铺开，而查看“火候”离不开精准判断，所以学成一手好厨艺，成为大厨子，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所以汾阳诸多文化家庭商业世家允许择业厨师。

探得远点，汾阳餐饮文化可追远唐朝，丞相美食家段文昌就是汾阳人，被誉为唐代中国历史名厨的“膳祖”就是段文昌的家厨。段文昌对饮食很讲究，曾自编《食经》50章。段府女厨师膳祖，烹调技艺精湛，她烹制的名食，被段文昌之子段成式记载在《酉阳杂俎》中。段文昌籍贯西河，清代县志忽略，多少有些遗憾。众所周知《金瓶梅》《红楼梦》是明清时期饮食文化之精品，几乎回回不离餐饮文化。汾阳最拿手的汾州八八宴，《金瓶梅》小说里则出现“十六碗”宴。今有一说《红楼梦》《金瓶梅》东西府本事与汾州二王府关联，我想不管这一说法是不是成立，作为明清中华餐饮文化的精品小说对清代汾阳餐饮业的影响不容置疑。期望汾阳餐饮文化包容并蓄，适应时代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