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典故很好地概括了苏轼的性格，据说有一日，苏轼酒足饭饱后，与侍从一起在庭院散步。他调皮地摸着自己滚圆的肚子，问左右，你们说说这里面装着什么？有人说，装的都是智慧；有人说，装的都是文章诗篇。苏轼皆不以为然。这时侍妾王朝云开口道：“装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听后微微一怔，捧腹大笑。

小时候，苏轼在眉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眉山“一门父子三词客”想必大家有所耳闻，苏家三父子的诗词，在北宋璀璨的文化中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其父苏洵，27岁考上进士，属于大器晚成的楷模。《三字经》里“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说的就是他。弟弟苏辙，一直官运亨通，最高做到了尚书右丞，相当于宰相，也算位极人臣了。

苏轼和苏辙的名字寓意深远，“轼”是古代马车的前扶手，“辙”是马车行走留下的车印。苏洵在1047年专门写了一篇寄寓深重的《名二子说》做了详细的说明：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这首散文翻译过来就是：车轮、辐条、顶盖、车厢都对车有重要作用，唯独“轼”作为扶手的横木，看起来几乎没有用处。但是去掉这块横木，那也算不上一辆完整的车了。我的孩子轼儿，父亲最担心的是你不会隐藏自己的锋芒。天下的马车都会循辙而行，但谈及功劳，车辙是没有份的，即便是车仰马翻，也怪不到车辙的头上。这车轮印，能在祸福之间好好的存活。我的孩子辙儿，这是父亲最希望看到的。

所谓一语成谶，莫过于此了。苏洵内心是崩溃的，原本寄希望于儿子稳稳当当地做官，像车前把手，虽不显眼但缺之不可。结果，儿子一出川便锋芒毕露。

少时一入仕，名动汴州城。苏轼首次参加科举，便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据说当时主考官欧阳修对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赞不绝口，因为封卷，他一直以为是自己得意门生曾巩而作，为了避嫌还故意压了名次。一日，考官梅尧臣拿着苏轼的卷子问欧阳修：“这份《刑赏忠厚之至论》，清新脱俗，见解深刻，可为第一。其中用的‘皋陶杀人’典故，尤为精彩，可惜我才疏学浅，并不知道出处。”欧阳修细细读罢，对他说：“大概是我才疏学浅，不妨开榜之后问问曾巩。”

张榜之日，梅尧臣终于问出了用典出处。不过，不是曾巩告诉他的，而是那份卷子的主人苏轼。苏轼告诉梅尧臣，“皋陶杀人”乃《三国志·孔融传》注，取孔融“想当然”之意——虽然是我编的，但这个典故肯定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梅尧臣连声佩服，欧阳修听后更是对苏轼的不拘小节的气概颇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有了欧阳修的加持，苏轼平步青云指日可待。然而，好景不长，正当苏轼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家乡传来了噩耗，母亲病故，即刻回乡奔丧。遵照儒家传统的道德礼仪制度，一旦官员的父母逝世，必须停职回乡守孝三年，谓之“丁忧”，待守孝期满再回朝堂谋职。

嘉祐四年十月，苏轼守丧期满回京，做了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是他仕途的起点，?四年后，苏轼被召集回京，判登闻鼓院。登闻鼓是阙门悬着的一面大鼓，供大宋子民敲击，若有蒙冤可以直达圣听，苏轼是负责管理登闻鼓的官员。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再次卸下官职，丁忧回乡。三年之后，苏轼回京。满打满算，他在职时间不足十年，别说势力浸润官场了，他依旧无根无系，是风云诡谲的朝堂里彻头彻尾的“初学者”。也就是在这时，震动北宋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

苏轼是一个耿直的人，他的“不合时宜”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站新旧两党，只按事实说话。他用辩证的眼光研判了王安石变法的可行性，没有全盘否定，只是就其中的青苗法等提出质疑，为此还三次上书宋神宗，直言新法弊病。结果，神宗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也因为这三次上书，苏轼彻彻底底得罪了王安石的改革派。

当时朝堂阵营已经分裂，神宗变法的意志坚决，王安石手段雷霆，要迅速推行变法，扫除法实施初期的各种议论，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苏轼一气之下自请外放。于是，他来到杭州，做了一名通判。苏轼在杭州生活非常安逸，他在任上，尽职尽责。闲暇之余，交友、访僧、赏景，饮酒、吟诗，醉心山水倒也悠哉乐哉！然而，“忧国忧民”四个字刻在了他的骨子里。他在杭州为官八年，为民请命之心有增不减，尤其目睹了青苗贷款弊端后，多次口出怨言，这些言论传到了新党的耳朵里，尤其不爽。于是，一张寻常的谢恩表成了新党刺向苏轼的刀。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元丰二年春，苏轼转任湖州太守。按照惯例，他到任之后就给皇帝写了《湖州谢上表》。在这份谢表中，苏轼洋洋洒洒写了对宋神宗歌功颂德，然后卑微恭敬地表示自己能到湖州做官都是皇帝恩德等等，在谢表的末尾，苏轼来了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皇帝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会来事儿，也知道我年纪大了不爱惹事儿，到小地方领个差事，为老百姓办点事就行了。

你看，这就一篇例行公文而已，然而，监察御史何正臣可不这么认为，他第一个跳出来了，说苏轼这句话中“老不生事”是指桑骂槐，是在暗讽变法派生事，暗讽支持变法的宋神宗无事生非？紧接着，何正臣、舒亶领衔的御史团队开始了对苏轼作品进行了全方位扒皮和造谣式解读。苏轼写“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不是在讽刺青苗法执行不力，官吏一边强迫百姓借钱，一边从百姓口袋中掏钱吗？写“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这不是在讽刺变法派表面兴修水利，实则祸国殃民吗？写“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这不是在讽刺变法派推行的盐业官营导致民众无盐可吃吗？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没几天，名满天下的豪放派诗人就被弄得臭名昭著。在这些人百般构陷下，宋神宗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王安石的学生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当年七月，李定便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解京城，投入御史台狱。

御史台外，苍绿的柏树上经常栖息着大量乌鸦，乌黑一片，叫声凄厉嘶哑，透着一股不祥之兆，人们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这也是为什么苏轼案叫做“乌台诗案”的原因。

“根勘”审理过程中，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着苏轼认罪。最后，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一时间，朝野上下，舆论哗然。大多数官员都认为苏轼无实重罪，不该处死。令宋神宗奇怪的是，新旧两派之人都积极斡旋，出面营救。连王安石也上书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王安石之问，也触动了宋神宗的心。毕竟，这样一个著名的文臣，虽不是肱股，杀掉也太可惜了。

于是，宋神宗就坡下驴，找了一条“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免了苏轼死罪，得以从轻发落，贬任黄州。?苏轼大概也不曾想过在这场新党策划的“莫须有”诗案里，是王安石在关键时刻出手搭救，才让他幸免于难。

总之，本该一帆风顺，仕途如日中天的苏轼，一下子从巅峰跌入了谷底，开始贬谪落魄的人生，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也开始他吃吃喝喝的闲者人生。

宋徽宗即位后，朝廷颁布了一次大赦，苏轼也在大赦名单之中。此时他已被贬儋州四年有余。晚年遇赦，他早已经看透了人世间的一切。北归渡海时，他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被贬南荒，虽然九死一生吾不悔恨，这次远游是我平生最奇绝的经历。半生飘零全败政敌所赐，竟然能大度地表示“不恨”，还将这段经历列为“冠绝”，是何其雄浑博大的胸怀和气势！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在去世前三个月，他写了最后一首诗，算是对自己潦草一生的总结:

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