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号声声
□ 李心丽
四十年前,我七岁。虽说少不更事,可记忆里却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片段。我把所有童年的记忆分为两截,一截是七岁前,一截是七岁后。这两截记忆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间隔着一把铜号。当然这记忆,也与我升入小学有关,我是在这一年升入小学的,这一年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是不寻常的一年,但凡与我一样经历过这一年的人,一定也记住了那些历史性的时刻,后来我们也常常提起这一年,不仅仅是每十周年的纪念,即使在日常生活,普通的日子,因为这一年是一个开端。
如果说七岁以前的岁月是懵懂的,那么七岁以后的岁月就像洞口的微光,随着我的成长那光越照越亮,我觉得所有的成长都是在熹微中看到了光亮。
我的成长就是如此。在没有步入学堂之前,我的生活是这样的,我所熟悉的声音中,风声,雨声,鸟叫声之外,还有就是铜号吹奏出的长音。那时我们住在山顶上,院子里有好几家邻居,有一个叔叔的任务就是吹铜号集合六队的社员,铜号的声音一响,就是集体出工的时间。往往听到铜号奏响,母亲就要赶紧去队里集合。因为居住的位置高,出了院门,就能将村子前后的人家一览无余,能清楚地看到这铜号声传递出去的效果,不同的院落里有了相同的景象,人们纷纷从自家院子里出发,有的来回进出,寻找出工的农具。
之所以对铜号有很深的记忆,可能因为我切近的感受过铜号的存在,叔叔拿着铜号从我们家门前经过,然后从大门走出去,冲着山下的社员,鼓着腮帮子,一个长音一个长的吹,有好多次,我就站在离叔叔不远的地方,看着那把锃亮的铜号,那是七岁或者七岁之前,它发出的声音带着很强的情绪,它留给了我这样的记忆,命令和催促,还充满着一种劳动的激情和欢快。我所有音乐的启蒙来自那只铜号,那时候叔叔也是年轻的,他会伸长着脖子,把铜号高高的举起,那时候我觉得他一定是另一种表达。我的记忆里一直留存着那只铜号的声音,回想起那种声音,我就会有一种要奔跑的冲动,内心还会涌动一种激越的情怀,那时候觉得这声音会长久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后来,风声、雨声、鸟叫声陪伴着我长大,唯独铜号的声音,消失了。
因为身居山顶,院子又大,我们的院子靠近山的最边上,有大门,但没有院墙。即使没有院墙,什么担心都不必有,院墙下面的地方,是山体,隔了有五层楼高的山底,又有别的院落,居住虽然不是绵密,但是垂直距离,有时候楼底院子里的说话声,叫唤声都能传递上来,所以说铜号传播的范围就不必说了。
父亲是煤矿工人,那时因公伤吃劳保回家了,偶尔能随母亲一起出工,为的是攒够一年的工分。他们走后,我则是留在家里,照看比自己小的妹妹。当然生活也不完全是这么枯燥,遇着母亲歇工的时候,我也可以随了同龄的孩子一起跑去大人在的田里玩,秋天的萝卜吃起来脆生生的,用萝卜缨子擦一擦上面的土,那味道非常新鲜。这就是我们偶尔去地里时得到的意外赏赐。有时候则是去挖过土豆的田里,看看有没有落下来的土豆,偶尔挖到一半颗,那便是天大的惊喜。
除了去集体的田里,还去六队的打谷场,打谷场可热闹了,大娘婶子居多,打谷场上的声音铿锵有力,非常有节奏,大娘婶子像在进行竞赛一般,那劳动的场景是热闹和欢快的。风车旁劳作的大都是男人,我们小孩子经常会好奇的握着风车柄摇一摇,看着从风叶里旋转而出的一股股风。这样的劳作如果天黑前完成不了,六队的打谷场还设立着集体灶,那时候已经有电了,打谷场里灯火通明。
集体合作社的田里物种很单一,只有可以数得着的那么几个种类。粮食类作物有小麦、谷子、高粱、玉米、黄豆,蔬菜类作物有土豆和萝卜,树木的种类除了枣树和槐树,再就是榆树和桃树、杏树,但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老果园里还有李子树,二爷爷固定管理李子园,他经常去李子园里锄草,回家的时候,他会把掉下来的李子捡起来,放到他的草帽里,拿回来给我吃。
那时候物产相当匮乏,虽然没有挨饿的记忆,但集体合作社里分来的粮食经常青黄不接,为了果腹,父母从城里买回来国家供应的萝卜片和南瓜片,总是买来一大袋一大袋储备起来,整整一个春天我们的碗里都会漂着这些东西。那时几乎吃不到白面,吃的最多的是高粱面和豆面,还有吃炒面的习惯,煮了很稀的米汤,喝一碗,然后拌了米汤吃炒面,通常这是晚饭。
这大概是我对七岁以前生活的记忆,这是生活本身的样子,出一次门,如果能搭着一辆马车或驴车那就是天大的幸运,况且我们也没有远路要走,外婆家就在五里远的村庄。那段生活相对来说是懵懂和闭塞的,我只觉得自己是一种存在,一种没有思想的存在。我不知道别人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我面前是连绵的山,我们玩的地方除了对面的山坡就是村前的小河,偶尔会仰望天空,看晴空万里或繁星满天,一切是神秘和遥远的,一切又是不可知的。
后来上学了,感觉面前有一扇窗户推开了,我感知到了一个无法描述的世界,书本展现给了我她的那种魅力,书存金石气,书有墨梅香,也不完全是这样,它给予我的感觉要大于这样,远方,我觉得她给了我一种远方,在每一页书里,我分明感受到一个远方的世界。
也就是那一年年底,土地承包到户,当时我不太懂得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听大人们聚在一起谈论口粮地、猪菜地、自留地、水浇地,各队把各队的土地按人口分配到户,合作社的风车、耕牛、家具也都分配给了各户。但我分明记得生活就是从那时开始发生着变化,而且这变化天翻地覆。
分产到户之后,熟悉的铜号声消失了,集体出工的景象消失了。我们在上学之余,会随了父母去田里忙乎。看着自家田里的庄稼苗,第一次生出一种不同的感受。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放粮食的瓮里,菜窖里,一下子多了满了,生活一下子变得厚实了。
后来在学习中了解到我们国家处于中纬度地区,属于农耕国家,物种的多少虽然是因为海拔和纬度决定的,但像我的家乡沿袭下来的耕作传统,充分说明了那个时代各个方面的落后面貌。农业合作社之所以物产单一,不仅是因为海拔与纬度的关系,还说明物产流通的闭塞。但自从分产到户之后,自从肚子的问题解决之后,人们的想法变得活泛了,我的父母就是例子。有一段时间他们大量的种蓖麻,因为蓖麻是油料作物,可以卖钱,后来几年,他们不知道哪儿来的种子,种哈密瓜和棉花,种这些稀奇的物种完全是一种好奇,虽然不算是冒险,但最初的时候母亲总是提着心,非常仔细的观察它们的出苗情况、长势,秋天的时候我们如期吃到了我们地里长出的哈密瓜,因为长势不是很好,稀罕了两年后母亲不再种了。倒是棉花,枝杆虽然比新疆的矮了许多,但母亲种了许多年,棉花朵虽然不是那么壮硕,但还能满足我们一家的需要,后来母亲为我们每人做了一块自家产的棉花被。
在母亲的影响下,有许多大娘婶子来家里讨要棉花种子,有时候他们会拿来他们稀罕的种子与我们交换,自从土地分产到户之后,自主种植让乡下的物产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尽管那时还小,不太了解土地分产到户的历史意义,但我们都深刻体会到了一种阻挡不了的变化。生活崭新的一页翻开了。
铜号声消失之后,先前的一种秩序消失了,一种合作关系消失了,当然消失的还有那个历史性的名词,六队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固定的时间表。那时年幼,不记得周围的人对这件事的反响,集体合作社解散了,过惯了集体生活的人是不是会有不适应,那时根本不会留意这种事情。
各队把土地丈量,现在丈量还是沿袭了过去的方式,用步踩,丈量好亩数,再定产,之后按远近分为一二三类地,之后再搭配远近,以抓阄的方式分配给社员。当时大家是什么心理,父母是什么想法,我一点记忆也没有,因为这情绪没有波及到我。
从那时开始,铜号安静了,村子里安静了,我唯一的感觉是它消失了,但时间的秩序没有消失,它又以另外的方式出现。不再整齐划一,而是多种多样。勤劳的人家天不亮就出发了,去自己的田里劳作,也有许多人家,要等到天光放亮。那时没有表,一位爷爷半夜出发去地里,去了天还没有亮,只能坐等天亮,后来根据他的描述,大家推断他不到凌晨三点就起床了。
后来我经常琢磨改革那个词,因为那个词的出现令我常常想起铜号的消失,这是一种不再需要集合的象征,与此同时,这激发了大家的一种主人翁意识,出工的时间比集合的时间大大提前了。同时,收工的时间比往常的时间可以不断的后延。
大概精耕细作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这自主不仅是时间的自主,而且还有种什么苗的自主,创新也是从这时候来的,追求丰产的想法也是这时候来的。母亲喜欢钻研,在农村科技种田的书上了解到一种得来很容易的肥料,那就是草木灰。每到夏天的时候,乡下家家户户以烧柴禾为主,炉膛里的草木灰通常倒掉了,自从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家的草木灰都攒了起来,装在一个袋子里,去地里的时候把草木灰背去撒到田里,所以父母种地自然要比别人辛苦。好在这辛苦自然就会有回报,我们家的庄稼比别人家的庄稼长势要好许多,产量自然也高。记忆中经常有人来我家取经,不仅探讨肥苗技术,而且让父母帮他们拿主意,倒茬该种什么苗。
后来姐姐上了高中之后,尽管那时候地里已经开始施钾肥、磷肥之类的化学肥料,但母亲还是保持了使用草木灰的习惯。姐姐在化学课本上学到了草木灰,告诉了母亲一个知识,草木灰不能淋雨,那样会降低它的肥效。后来我们家的草木灰都放到了柴房里。经由母亲,草木灰肥料在我们村成为了常识。
我也是后来才渐渐了解土地革命这个词的,相较于土改,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它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劳作之余,大家有了更多的想法,挤时间跑跑短工,做个小本买卖,与外界的接触日益深入,我的父母也在这样的潮流面前不甘落后,除了不断地琢磨种好那几块地,后来开始发展起了副业,起初养鸡养猪,后来买了一头牛,买卖的行为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了。
那时候渐渐的,搞副业的人多了,养猪算是副业中最主要的一项,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家家户户都养鸡,也可以算作是自给自足。
明明知道这样会带来收入,鸡蛋不仅可以吃,还可以卖钱,以前为什么不养呢,我拿这个问题问过母亲。母亲说是因为之前人都吃不饱,哪敢喂长嘴的生物,之所以后来既敢养鸡,还敢养猪,是因为家家户户都有了余粮,人有的吃了,搞副业就有条件了。
当然集体这个概念并没有消失,村级机构还在不断的发挥它的作用。
那是差不多几年之后了,一次傍晚,校园里开社员大会,村干部宣传村里要搞的调产项目,发动群众栽种果树,增加收入。再后来的几年,村里的集体水浇地里栽种了一大片葡萄苗,据说是从山东调运回来的,而且渐渐的,虽然家家户户极少种麦子,但卖白面的三轮车就停在垣上,吃不完的粮食全部换来白面吃。
父母对种地怀有极大的热情,这表现在种植的种类上,我们家的田里陆续多了几种品种,在小学语文课上学到落花生的课文不久之后,我们家的田里也种上了花生苗,我们家的菜地里种上了西红柿和黄瓜,后来种类越来越多,茄子、青椒、生菜、油菜,这些种类在合作社时期听都没有听过。等到家家户户都有了种植的自由,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傍晚闲暇的时候,大人聚到一起经常谈论庄稼的事,哪块地里宜种什么不宜种什么,听说又有了什么新品种,后来我才知道某一段时间我们吃的小米是新品种晋谷二十一号。渐渐知道我们经常吃的土豆也有不同的品种,我们家的地里不仅种了普通的土豆,还种过紫土豆和后来的黑土豆。
世界阔大的画面通过书本展现在了我们面前,那便是小时候心中隐隐的快乐。楼上楼下,电视电话,不仅仅是一幅画面,也成了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和向往。我所拥有的想法和期待都是从书本而来,不过这种期待和向往并没有让我们等太久,当村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当来观看的人太多房子里已经坐不下,主人只得把电视搬到院子里,那种被吸引的动力激发了人们的愿望,之后第二台电视机,接着第三台,前后几年的时间,到后来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距离我们坐在教室里朗朗的读楼上楼下电视电话,差不多也就是十年的时间。
经过十年的侍弄,分配在我家名下的那十多亩田地,已经成为我家的固定财产。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地是刮金板,种地三年亲如母。身为一个农民,每天与土地打着交道,我非常理解母亲对土地的那种真切感受。
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那变化不胜枚举,1998年的时候,农村已经开始安装固定电话,生活逐渐宽裕的人家批宅基地盖新房了。这个时候,距离我记忆分水岭的那一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因为家里比我小的弟妹还在上学,所以村里第一家买电视机,第一家安电话的绝对不是我们家,村干部号召的种植果树这类的事情母亲倒是走在前列,那时候我家的口粮地里种上了果树和梨树,母亲还买了果树栽培技术的有关书籍在那儿学习,跟随村里的队伍出去参观学习取经,掌握了果树剪枝和嫁接的技术。父母依旧喜欢在土地上忙碌,有时候母亲还被乡邻请去传授剪枝技术。
从吃不饱饭到后来的自给自足,再到后来的走向富裕,我感受到了生活悄然发生的那种变化,固定电话安装不到十年的时间,乡下人也随着形势的变化陆续用开了手机,没有几年的时间手机在乡下也普及了。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沿着岁月之河走过了这四十年,我感受到了一种时光的馈赠,它让生活越来越好。
沿着时光漫步,我就会想起那支铜号,它最后的吹奏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号角,尽管它是最后的演奏,但在我的心里,它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