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一九四〇年，对抗日战争还有一点印象，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像一部部电视剧，一集又一集，一幕又一幕，三天三夜也看不完，越看越精彩，到夜里一两点，也不会有一点睡意。

特别是过春节，和现在那可完全不同。

八月十五吃了中秋月饼后，开始扳指头，还有多少天就要开始过年了，那年味儿真浓，过年真好。

我家住在城东十五里外的肖家庄，是个大村，我家是村里的大户人家，爷爷早年在汾阳城内经商，记得叫“考院”（后来是鼓楼东剧院），是清朝时汾州府科举考试的场所。之后成了商城，爷爷占了三四间，做了棉布绸缎庄。院里地势较低，进大门到上窑要上十二节台阶，所以人们赐名“坨垛院”。

每到腊月，全家男女老少都忙了起来。男人在外经商，女人们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首先是孩子们的新衣、新裤、新鞋。那时没有缝纫机，也不像现在上街就能买上，一针一线都靠当妈的一双巧手，每天都要忙到深夜。

腊月里，家家都要扫舍，墙面、家具都得擦洗的一尘不染，家里的平面柜、墙柜、炕柜、顶柜等等一件又一件，还有铜器件，都得用香灰擦拭，擦得光亮照人。祖先的牌位堂，灶王爷土地爷的地盘都不能马虎。女孩们是妈妈们的助手，男孩们打扫楼顶房间，帮助大人采购物品，碾米磨面，清理庭院里的卫生，担水。还有一件事，也是年关时男孩子最后的一件事。我们家窗廊有两根大柱，上面有红底金字两条瓦对，具体是什么内容早已记不清了。还有院门两旁长条对联，门上牌匾一块是蓝底黄字“忠恕”二字，那是提醒儿孙晚辈为国尽忠，对人宽恕之意。男孩儿们一趟又一趟，将这些一年只用一次的物件，抬到门外八十米的南门坨洞水边，用棉布擦洗得干干净净后抬回挂好。

腊月二十以后，女人们的事儿就更多了。汾阳讲究正月里少做饭要提前蒸好多莲花馍馍，油糕、肉丸子、烧肉、盅盅肉、炸土豆、炸山药,提前做好一堆又一堆。小孩们看在眼里乐在心上，口水也时而流出，只盼着这个年快一点到来。

到了三十晚上，妈妈将新鞋、新衣、新裤摆在床边，我们先洗脸，后洗脚，昨天已剃了头，就等天明的那一刻。这夜叫熬年，妈妈把压岁钱给我们压在枕头下面，那是正月里的零花钱。

最后一项任务是包饺子。正月里吃的饺子放的时间长，十家有九家是羊肉胡萝卜馅儿，因其水分少能放较长时间。我们家弟兄五人，人口较多，外婆常年住在家里，所以包好的饺子放在窗外冻了一批再放一批，渐渐成了一个小山包，这都是正月里的早餐。

天快亮了，要接神。灶王爷腊月二十三就上天了，那天家家都要吃糖瓜，据说要粘上灶王爷的口，上天不要说坏话。可是我想，把嘴粘住好情况也反映不上去，看来祖先们考虑问题也有不周到的地方。

大年初一，天还不亮就要接神。记得神位写的是“天地君亲师”五个字，大人小孩都要烧香磕头。

初一的饺子煮好了，数一数有七八个冷热菜，平时不多见的盅盅菜桌子上摆满了。男人们喝两口小酒，孩子们只管吃肉，新的一年开始了。饭后，孩子们把嘴擦干净，按传统要给本家长辈拜年，大概有三四家，其他我们也不操心，主要是磕三个头后每家都要给三毛两毛，那是正月里零花钱的一部分。

正月十五到了，那是村里最热闹的几天。有的村是高跷队，有的村是地秧歌，我们村是旱船，这项活动都是选一些长得秀气的男性坐在“船上”，故作妩媚，倒也像那么回事。表演的人两条腿跑得飞快，在场子里转来转去，前边还有一个花脸小丑，手拿棒槌在前面挑逗。这些表演队有时到邻村，有时进城表演，他们前面总要标明某某村的招牌，显示各自的技艺。

我还记得一九四五年，八路军某团部住在我家，那年日本投降，大清早部队到康宁堡受降。由白石村过来的日军垂头丧气，交出了枪支弹药、毛毯等等，交回的还有一条军犬，成了我们的伙伴。我扔出一块砖头后它会飞快含了回来，那几天真高兴。

各村表演队都到团部前表演，走了一拨又来一拨，热闹了好多天。

正月里搭起了大秋千，位于大路中间，足有一丈多高，玩秋千的都是男孩子，女孩儿很少见。前街上垒起了磁猴山，是由焦炭垒成小山样，上面放了一些灯瓜瓜，里边放了些麻油，点起来又是一番景象。

还有一项小孩子的活动叫“串黄蛇”。在场地上用高粱杆扎起四到六个方阵，好像迷魂阵一样，每个角落都有一个点亮的灯瓜瓜，照着跟白天一样，孩子们嬉笑着打闹着转来转去，好不热闹。在“黄蛇阵”里有的大人也会迷失了方向。那真是一个春天的故事，春光无限好，新的一年又开始了。